西方国家看重的，就是苏丹的资源。
说得简单直白一点，就算没有达尔富尔问题，西方国家也会想方设法的控制苏丹。事实上，在巴希尔一世发动军事政变之前，由西式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理马赫迪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亲西方份子，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买办代言人。事实上，在巴希尔一世之前，苏丹发生过两次军事政变，即1969年的尼迈里菌丝后政变与1985年的达哈卜军事政变。这两次军事政变均与民选政府的买办性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两次军事政变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没能建立起足以抵抗西方国家干涉的政治体制，或者说，在军事政变成功之后没有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
显然，巴希尔是幸运的。
巴希尔发动政变的时间是1989年6月30日，当时共和国与西方世界的10年蜜月期刚刚结束。换句话说，如果巴希尔提前几个月发动军事政变，恐怕结果就将截然不同了。政变之后，巴希尔立即与共和国当局取得联系，得到了共和国承认与援助，并且在共和国的秘密指导下成立了“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以军事管制的方式度过了政变后的艰难时期。直到4年多后的1993年10月份，政变产生的影响已经消散后，巴希尔才解散革指会，亲自担任总统，并且在1996年3月与2000年12月的两次大选中获得连任。
执政初期，巴希尔推行过很多极端政策，比如解散议会、内阁及地方政府，取缔一切政党，停止一切非官方新闻机构的活动；1991年宣布实行伊斯兰法，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针和政策的准则；1999年与一起发动政变的战友、国民议会主席的图拉比分道扬镳，由此引发持续10多年，导致数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内战。政权得到稳固之后，巴希尔纠正了早年犯下的错误，比如在1996年举行正式大选；1998年颁布新宪法，明确规定言论、结社自由与政治协商原则，承认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当年就有30个党派注册成为合法政党；2004年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也就是图拉比成立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进行停战谈判；2006年与东部反政府组织，即“东部阵线”进行和谈，并且签署了停火协议；2010年与包括达尔富尔地区主要反政府组织“公正与平等运动”在内的多个反政府组织签署了结束冲突和实现和平的框架协议，为结束持续了10多年的内战与持续了近10年的达尔富尔冲突奠定了基础。
虽然在绝大部分西方新闻媒体看来，巴希尔在晚年纠正错误，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政权稳固，将国家权力平稳顺利的交给其长子，实现类似于叙利亚的世袭统治，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共和国的影响，看得出来，苏丹国内改革有很多共和国的影子，一些新闻媒体甚至戏称苏丹当局照搬了“共和国模式”。
这么做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管是从国家的高度看，还是从民众的角度看，都是好事。
巴希尔政变前，苏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这个国土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千米、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人口不到3000万的国家，竟然比很多没有资源的非洲国家还要贫穷，说得不好听，就算卖土地，也能卖出几个富翁来。长期贫困，归根结底是苏丹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民选政府按照西方顾问的建议制订国家政策，结果是在苏丹投资的西方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苏丹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终导致军事政变。巴希尔政变后的10年，也就是21世纪前，苏丹的情况仍然非常糟糕，除了内战之外（实际上当时苏丹的主要反政府武装只有东部地区的“东部阵线”，内战还不是很激烈），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全面制裁，让苏丹受到孤立。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在2010年之后，随着共和国逐步加大投入，苏丹的经济发展才有了起色，在2005年左右，其人均gdp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在2015年的时候更是超过了4000美元，成为了非洲地区相对富裕的国家。大萧条期间，苏丹是非洲地区3个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除了在南部地区发现的稀有金属矿藏之外，与逐步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可以说，短短几十年内，苏丹创造了一个由一个的奇迹。
按照联合国在年初公布的数据：2040年，苏丹人口数量为6200万、gdp总计6318亿美元，人均gdp已经突破了1万美元，比2039年增长了11.7%，在全球188个国家与地区中排第51位；按照这个增长速度，如果以人均gdp为衡量标准，在2050年之前，苏丹就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成为非洲第三个（南非与摩洛哥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标准）、也是东部非洲地区第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
有了苏丹这个样板，共和国在东部非洲的扩张顺利了许多。
肯尼亚是仅随苏丹之后，第二个在基本政策上转向共和国的东非国家。
21世纪初，肯尼亚就表达出了与共和国加强合作的意图。与苏丹相比，肯尼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资源，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资源相对贫瘠的非洲国家。用当时前往肯尼亚考察的共和国官员的话来说，除了马萨伊马拉平原上一望无际的角马、以及马拉河里的尼罗鳄之外，肯尼亚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
事实上，肯尼亚拥有的就是这两样宝贵资源。
2015年之后，共和国加大了在肯尼亚的投入。与帮助苏丹不同，从一开始，共和国就把扶持肯尼亚的重任交给了民间资本，政府要做的，只是为前往肯尼亚投资的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与融资支持。共和国的商人在肯尼亚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肯尼亚发展成为非洲地区最大的旅游国。按照2025年的标准计算，如果肯尼亚的马萨伊马拉国家公园能将共和国出境游游客的十分之一，也就是每年450万游客吸引过来，就能创造大约600亿元的国民产值，整个旅游业的总产值将超过1000亿元，为肯尼亚创造大约100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3500万肯尼亚人每人增收3000元。也就是说，仅仅开发旅游资源，就能让肯尼亚成为一个相当富裕的非洲国家。事实上，10年之后，也就是2035年，前往肯尼亚旅游的共和国公民超过了800万，平均每人在肯尼亚消费近2万多元，为肯尼亚创造了近2000亿元的国民产值，相当于4000万肯尼亚人每人增收5000元，也就是1300美元。当年，肯尼亚的人均gdp超过了5000美元，在东非地区仅次于苏丹。
有了两个样本，“共和国模式”在东非地区广受欢迎。
在此基础上，共和国当局发起了“印非自贸经合区”。
可以说，这是顾卫民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虽然“印非自贸经合区”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但是本质上是以共和国为核心的准同盟组织，或者说是用来弥补集约集团天生缺陷的国际组织。
有了共和国开先例，美欧俄自然不甘落后。
短短几年之内，争夺非洲国家的斗争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毫无疑问，共和国选择的竞争方式是西方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
一直以来，哪怕在美苏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对待非洲的基本政策都是“留下圣经、带走黄金”，即用各种手段掠夺非洲的资源。正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的独立浪潮后，非洲大陆一直动荡不堪、战乱不断。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超过六成的战乱发生在非洲，近2亿非洲人因战乱丧生、近10亿非洲人在战乱中失去家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万亿美元，非洲地区因此落后全世界半个世纪，某些地区甚至落后人类文明百年以上。
共和国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竞争方式，即看谁能帮助非洲国家走出贫困。
毋庸置疑，在此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别想带走黄金了。
问题是，在这场斗争中，谁也不能忽视非洲本地大国的意愿。
也许，这就是李存勋把裴承毅带到内罗毕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