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的中国算得上是中等发达国家，不过老百姓也就是越来越宽裕，最少饿殍遍野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各地老百姓的生活比起共和时期也不过略有提高而已。但是随着二战的进展，中国企业赚的不亦乐乎，财政红利越积越多，在周仲辅主政时期，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惠民措施。

第一项就是农民不用再交农业税，不用再交征购粮，不用再交乡统筹、村提留。国家不但不再向农民要，反过来种地还给各项补贴。过去农民交完地租和公粮、征购粮后的余粮都也不能自己处理，还得统一售卖给当地的粮商，价格很低，农民不卖也不行，这是粮食行会制度。而现在农民的产品，完全可以自己处理，价格自然也由市场说了算。过去的农民种地，什么时候种，种什么，自己都说了不算，都得听当地粮商士绅的统一安排，而现在农民有了自主权，想种什么种什么，什么效益好就种什么。千年的皇粮国税从此不用再交了，粮食产业成为第一个永久性免税的国民经济产业。

第二是过去老百姓都是自己解决养老的问题，从来也没想过、也不敢想什么退休金。可是现在超过60岁的老百姓每人每月有了70中元的养老金，虽然不多，可是毕竟能保障基本的生存要求，且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还同比例增加，不能让养老金输给物价上涨指数。这也成为政府对全国百姓的一个庄严承诺。

第三是成立了城市拆迁监督中心，城市的拆迁让许多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住进了有煤气、暖气的明亮楼房，但是很多中小开发商不愿意承担回迁的成本而选择低价的收购甚至是欺诈。通过城市拆迁监督中心，保障了老百姓选择回迁或者享受房地产增益的机会，任何老百姓作为房产主人都可以选择回迁享受15倍的住房补偿或者是折算为房地产投资。

对于城市住房困难的家庭，政府也先后推出了廉租房、经适房，圆了自己的住房梦，这也是房地产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中等收入的家庭，绝大多数都改善了居住条件，过去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套房甚至是联排多层房，现在是很普通的了。中国老百姓的居住面积已经到了世界最前列，甚至比起地广人稀的加拿大都高。

第四、城市的交通问题不再困扰着人们了，公交车越来越多，价格很低，因为有国家的补贴。出租车遍地都是，私车汽车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自行车越来越少了，许多已经不是出行的需要，而是健身的工具。

第五、各种家用电器日益齐全，电脑成为日常用品，并且进入了数字时代。电话不再是单位才有的了，每家都有了。而且手机还成了人手一部的，通讯变得异常的方便。结束了写一封信，十天半月才能到达对方手中、打个长途电话要去电信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的问题。

第六、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日益增加，出行变得简单快速，许多人还坐上了飞机和软卧，也不需要富豪身份去包厢或者托人购买了。旅游变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出门办事、串亲也不用再开什么过所了，一张身份证走遍全国。

第七、文化生活丰富了，不再是只能看看广场电影或者看大戏了。电视、电影、广播，给人们生活增添了许多的乐趣，互联网也开始走进了千家万户。太初十五年的中华广播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成为世界上第一套商业电视节目，到太初四十五年，中国的广播电视节目已经多达四百多个频道。

第八、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穿衣服五颜六色了，打扮上也是五花八门了，不再是“黑蓝灰”老三色了，乡村妇女也开始烫发了，再也不是大城市妇女的专利。化妆品成为了人们的时尚，人们敢美了、能美了、有钱美了，不必再担心被人指责出风头了，不必再担心增加家里的经济负担。

第九、法制的完善。在太初元年之前的共和时代，中国只有宪法、刑法、民法、婚姻法、经济法等几部法律。而到太初四十年，中国除了宪法之外，还有各种基本法共1109部，包括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在不断的完善中，这些法律极大地保护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使人民更加生活在安全的社会环境中。

第十、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可以吃饱肚子了，而且还需要减肥了。粮食调配制度作废了，城市粮食供应票证变成收藏品了，这在“我大清”或者共和时代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从百姓的生活来看，把中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