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常见的导致因素是安全威胁的存在。领人从对手的军事力量感到威胁的时候有可能会采取攻击性的回应，比如在第三方国家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政府，使对方感受到己方的强势以巩固己方的地位。对手可能会尝试破坏这样的行为，同常是通过支持一个偏向自己的党派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方或两方认为他们支持的一方处于不利的条件，他们通常会加大军事力量和财经力量的支持。如果被支持者感受到了物质威胁或者希望脱力表面上的失败，同样一场代理人战争会在两者之间发生。这是许多场发生在中国和德意、美加的二战后期间的代理人战争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在秘鲁和阿根廷的持续的一系列战争的原因，更是埃塞俄比亚内战的原因。

这种代理人战争通常会促使区域局势动荡。比如说，在东北部非洲，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南美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之间、秘鲁和阿根廷之间的战争使所在区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些冲突在其他的事之间造成了影响，导致了埃塞俄比亚内战、南美解放者运动的兴起、刚果内战以及真神传统教武装的再现。从太初三十年起，超过500，000人在埃塞俄比亚丧生，自太初三十八年以来超过220，000人在刚果丧生。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超过1000人在发生武装冲突后的短短一个月中死去，在索马里，自太初三十五年以来超过8000人死去。自太初二十五年以来，在印度南部诸独立邦国间的教派冲突造成超过17，000人死去。

总的来说，冲突的长度、激烈程度、伤害一般随着交战方得到外部支持能力提高而猛烈增长。比起一般战争，代理人战争中交战方更不愿意进行外交谈判，和平谈判更难以奏效，而对基础设施造成的毁坏会大很多倍。

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独立的战争也会升级为代理人战争。比如说埃塞俄比亚内战以工人党民族主义革命者和当地真神教政教合一的支持者之间的内战为开端，但是当中国和德国开始分别支持真神教、工人党民族主义者的时候，就演变为了代理人战争，并且导致了埃塞俄比亚的长期战乱和最终分裂。

中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战后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影响力，借助联合国安理会的平台调处各方冲突，并且通过派遣观察团、对战乱地区进行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甚至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形式对战乱进行平息。毕竟作为世界大家庭的带头大哥，任何战乱最终都将会让中国的全球威信遭到损害，而且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全球化，稳定的市场和资源供给才是最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欧美世界已经沦为挑战者，他们可以通过搅浑水来捡洋落，而中国则必须防止掀桌子的行径。

战后的中国很重视在全世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增进人类技能和潜力，并为此投入资源。自太初三十年以来，千年发展目标一直是这项工作的指南。中国主导的联合国发展援助工作的几乎所有经费都来自各国的捐助，欧美为了在复兴本国经济时获得中国的市场准入与资金技术支持也不得不随同中国进行这方面的投资。例如，在145个国家驻有工作人员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助着减少贫穷、促进治理、处理危机和保护环境的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150多个国家主要从事儿童保护、免疫接种、女童教育和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工作。贸发会议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目的最充分利用其贸易机会。自太初三十年以来，世界银行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赠款，并在二十年内在100多个国家支持了11000多个发展项目。

太初三十五年，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计划援助厄立特里亚7亿中元，这笔援助款项的80将用于阿斯马拉及红海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的重建，这也让红海沿岸的海盗问题得以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