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世祖在深思熟虑之后，没有按照周仲辅的邀请担任新政府的总理职务，而是担任了新政府的农林部部长，邓先贤则被推举为政务院总理，接替了周仲辅六任总理的岗位，成为第二位帝国总理。

由于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人口也得到了迅速增长，从战争刚结束的7。1亿人口迅速增长到了太初三十五年的77亿人口，虽然汉族依然占据92的绝对优势，但是大批归化的各国难民，通过技术移民和资金移民的欧美日各国精英，还有北方和澳洲新领土上的原住居民也都纷纷通过获得了中国国籍，中国的民族构成也变得异常丰富多彩，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种族和宗教，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

在战争进行到收官阶段，在中国的强力扶植下，欧美的犹太难民以及美国加拿大的犹太组织纷纷移民到顿河流域和高加索地区，在中德之间成立了一个新以色列国。中国及中华共同体在第一时间承认了这个犹太国家。白俄复国之后也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追索，转而承认新以色列国。因为有求于中国出兵帮助德国解决红俄和英伦三岛的对手，德国被迫捏着鼻子承认了新以色列，但是在战后德国迅速扶植了乌克兰共和国和波罗的海三国并且加强了罗马尼亚的军事实力，在西面对新成立的新以色列国进行军事威胁。同时挑动阿拉伯世界对新以色列的不安与憎恨，但是新以色列国在中国的安排下，与阿拉伯国家展开了双边会谈，在保证不谋求对耶路撒冷的主权的前提下，阿拉伯国家同盟同意承认新以色列，并开启双方正常贸易与人员往来，保护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地的安全与秩序，并承诺允许持以色列国护照的犹太人可以在每年的非斋月时间去瞻仰祭祀哭墙等犹太教圣地。

中华共同体的各国对于中华文明的仰慕在战后也得到了迅速升华，从新占领的海外领土夏威夷到东非沙漠从斯摩棱斯克的俄国海滨到南太平洋的岛国汤加，中华文明几乎成为半个多地球的统一文化象征，学习汉语、学写汉字、以仁义礼智信的要求来规范社会道德等等方面，中国的影响力不仅仅限于中华共同体本身，甚至连欧洲复兴也是在中国的帮助下实现的，中华文明被当做优势文化引进到欧洲大陆，被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主要国家所学习。这也间接导致了移民中国的热潮，每年中国的签证与归化率都在逐年下降，而入境人数和归化名额都在按至少15的速度上升，“中华热”由此可见一斑。

国内对于民族问题一直坚持的是平等互助的原则，在自愿原则下，很多困守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都迁入平原或城镇，而且民族歧视也成为社会的大忌，几乎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触碰这条高压线。宗教问题更是本着自主自愿的原则，国家仅仅是关注宗教不要有违反宪法和法律，不会受到国际势力的渗透和控制，其他都属于自愿行为，为了公平起见，中国对各种宗教假期也都一视同仁，导致中国仅仅宗教假期一年就长达23天之多，成为全国人民喜大普奔的一项国家福利。

至于城市农村的二元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集约化程度提高让农村收入增加幅度反而比城市更大，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农业剪刀差的发生。各个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全部统一，再也没有福利移民和高考移民之类的怪现象，中国居民可以在中国任何城市乡村之间自由流动，没有了户籍的限制，而周边国家甚至一些美洲、欧洲和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免签政策，让中国向海外移民也变得非常简单。当然作为一个乡土意识浓厚的国家，已经拥有世界上将近三分之一领土的中国，再向国外移民似乎也变得不是那么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