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新朝三十六年的广州，发生了建朝以来第一次有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抗工”，过去新朝曾经发生过的抗工大多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存在，少有人提出明确的谈判主张。少有公开而集体性的行动，新朝三十六年开始发生在广州一带的“抗工”虽然依旧并没有伴随有上街一类的集体活动，却出现了霸占工厂、组织累似纠察队一类的执行机构、明确谈判主张等方面的特征。

在旧时广州距离东南一带的距离并不算近，即便在人力螺旋桨的时代也算是半个汉高皇帝远的地方，可是在蒸汽动力越来越多用于近海航行的情况下过去要七到十天航行半个月左右时间才能往返的地方变成只要四五天的时间就能抵达，而在此时的新朝已经相当成熟的信号塔则让相隔两千里距离的长篇通信也往往只在一昼夜的时间内就能完成了。

张海当然也在第一时间就了解到广州“抗工”的事情，而且也知道：这种事情自己即便不做任何处理与批示实际上也将是一种表态，因为在新潮法律体系上没有明确说法的事情从中央到地方大多会按照前朝处理这种事情的惯例来进行。因此，早就对这种事情有过预想和准备的张海这一次并没有沉默，而是做出了明确的秘密指示，第一：从新华周报到个类带有官方性质的传媒及官员不允许发表有关广州抗工任何定性的评价。第二，限制任何民间传媒对广州抗工事件否定或负面的评论与定性。第三，禁止当地官方任何机构以武力及流血事件来处理问题。

这些第一时间的批示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以很快的速度就传到了广州官方以外的民间。仅仅局限于部分厂家企业的抗工运动一下子扩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