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变革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另一条是皇帝与宰相的权力之争。但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权力博弈游戏中实力稍逊一筹的另一个群体——由广大普通官僚组成的官僚群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参照皇权和相权的叫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臣权。

臣权在大多数时候由于实力的原因是无法与皇权或相权相抗衡的，只能扮演被皇权和相权全面压制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臣权却可以左右一个王朝的发展走向乃至最终命运。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相权极端弱化甚至相权完全缺失了。

纵观历史，相权一直是在不断被分割弱化。从汉朝的一相，到唐朝的二相，再到宋朝的多相，直至明朝的无相。相权从集中到分散，从强势到虚化，从有到无，而臣权却在相权的加速衰弱中不断走强。到了明朝，蛰伏已久的臣权等到了复苏的春天。

一、废相权强皇权——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公元1380年至1392年，大明王朝上演了一出《一个马车夫引发的血案》。朱元璋借宰相胡惟庸怒杀马车夫这一小事为发力点大肆发飙，掀起了一场持续十二年之久导致三万多颗人头落地的胡惟庸大案风暴。这一场风暴不仅彻底消灭了创立明朝的功臣集团，也彻底宣告了持续几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的死亡——后嗣不许复立宰相，臣下敢以请者，治重典……后世有言变更祖制者，以奸臣论。

诛杀胡惟庸清除功臣集团这些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倾轧我们姑且不去论朱元璋的是非短长，但是废除宰相制绝对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失误。

存在即合理，宰相制顽强的存在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宰相制至少有三大优点，首先，宰相在治理国家管理群臣方面比皇帝更为“专业”，皇帝宰相双首脑制也符合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其次，宰相作为皇帝的代言人起到了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缓冲层的作用；最后，宰相必要时可以作为政治责任的背黑锅者，成为广大臣民不满情绪的发泄点，可以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维护皇帝的“永远英明”。

但是宰相制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统领群臣的宰相客观上具备了挑战皇权的政治资本，历代宰相挤占挪用部分皇权的例子比比皆是，假若宰相再有点什么异志的话，对皇权的安危绝对是灾难性的。

出于对不容侵犯的绝对的皇权的迷恋，朱元璋痛下决心彻底封杀了宰相制。

废宰相之后，皇帝需要直接统领群臣，大小事务必须事必躬亲了，皇帝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无疑加大了，这对超人加工作狂的朱元璋、朱棣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后来接班的朱允炆、朱高炽、朱瞻基来说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因此，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初步形成了内阁制度，所谓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帮助皇帝谋划及处理部分日常工作。表面上看，内阁具备了宰相的部分职能，好像可以看做是宰相的“山寨版”。但实质上，内阁与宰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宰相的数量少，权力较为集中，而内阁则由几位成员组成，且多数情况下，成员来自不同的政治派系，权力分散且严重相互掣肘，很难形成强大的合力；其次，名分问题，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内阁成员一般品级较低，说破天去终究只是私人秘书，名分与威望是无法达到宰相的高度的；最后，政治立场问题，宰相与皇帝关系较亲密，是皇帝的忠实代言人，和皇帝穿一条裤子，而内阁成员与群臣的关系更为紧密，在皇权与臣权对抗时更多的时候是倾向于臣权。

总之，内阁作为山寨版的相权，被严重分散与弱化了，已经不具备力压群臣的实力，甚至其政治立场更多的时候是倒向臣权。至此，宰相制度算是彻底的名亡实亡了。

与此同时，广大的普通官僚（甚至包括内阁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表述，集合成了一个强大的群臣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性，但是他们的协同组织能力却超越了许多组织严密的集团，基于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的心理优势，他们往往能够十分默契的达成攻守同盟，迅速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从而逼迫皇帝就范。而皇帝要展开反击或是报复行动时，却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嘴，总不能把所有大臣都杀了吧？所以皇帝的铁拳多数打到了空气上，而群臣的拳头却是招招到肉。皇帝对群臣的反击就美英联军遭遇到了游击队——你打他们时，他们在哪里？他们打你时，遍地是他们。从朱瞻基开始，之后的明朝，臣权几乎全面压制了皇权，这与朱元璋的初衷实在是相差的十万八千里了。的确颇具讽刺意味。朱元璋废相权强皇权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废除宰相制之后，后世皇帝的皇权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是一步步弱化，直至完全边缘化。

朱元璋的废相权强皇权运动以宰相的悲剧开场，却是以皇帝的悲剧收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二、皇权对臣权的完败——不是废物的皇帝不是好皇帝

明朝皇权与臣权之争的一个最重要的节点是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幼年登基。此时的明朝经过几十年的磨合，群臣集团已然成型，幼主老臣自然是主弱臣强，皇帝的权力已经被群臣瓜分殆尽。年轻气盛的朱祁镇显然是不满于权力蛋糕的分配方案，十分热衷于抢回本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深感势单力薄的朱祁镇找到了他认为合适的全权代言人——宦官王振。王振的威望与能力虽然存在诸多的先天不足，但是此刻他却是唯一一个和皇帝穿一条裤子的人。朱祁镇选择他也是一种极其无奈的事情。不可否认王振在打压臣权强化皇权方面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但是双方的矛盾也在不断的积累升级。

公元1449年，王振的一次外交失误引发了蒙古瓦剌部与明朝的边境冲突，这一事件也成为了皇臣双方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由于事端的引发者是王振，群臣普遍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看待即将到来的武装冲突，他们甚至恶毒的推荐毫无军事经验的王振挂帅出征，一种看王振笑话的恶毒心态得到了群臣的一致认可。没有人肯去替王振擦屁股，当然更没有人敢去，因为这是要触犯众怒的，千夫所指必将死无葬身之地。群臣在坐等王振的战败，只要王振战败的消息一传来，蓄势已久的倒王运动大幕就会揭开。引发边境冲突、出师不利、宦官不得干政……要命帽子有的是。

毫无任何军事才能经验的王振被迫出征，为了壮声势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最大的责任挡箭牌，王振怂恿23岁的朱祁镇御驾亲征。于是50万明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这场战争的过程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地方，统帅王振的军事无能，群臣的袖手旁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明军受困土木堡的关键时刻，正镇兵于宣府的总兵杨洪却下令封城闭门，拖延了十五日后才出兵收拾残局），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

明军在土木堡遭遇到了蒙古jūn_duì的突袭，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朱祁镇则成了蒙古人的俘虏。如获至宝的蒙古人裹挟朱祁镇乘胜直奔北京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