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大臣就会背叛；君主不能没有威势，没有威势就会丧失权力。大臣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就无法辅佐君主；大臣也不能没有威势，没有威势国家就会衰弱。但是大臣威势过了头则会害了自己。
所以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观察世道的盛衰，衡量人事的得失，然后制定典章制度。所以诸侯辖二军，方伯辖三军，天子辖六军。世道乱了，叛逆便产生了。天子的德泽枯竭了，诸侯之间的结盟立誓、互相攻伐也就出现了。诸侯之间，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办法战胜对手，于是便争相延揽英雄豪杰，与之同好同恶，然后再运用权术。所以，不运筹谋划，是没有办法决嫌定疑的；不诡诈出奇，是没有办法破奸平寇的；不秘密谋划，是没有办法取得成功的。
圣人能够体察天之道，贤人能够取法地之理，智者能够以古为师。所以，《三略》一书，是为衰微的时代而作的。《上略》设置礼赏，辨识奸雄，揭示成败之理。《中略》区分德行，明察权变。《下略》陈述道德，考察安危，说明残害贤人的罪过。所以，君主深通《上略》，就可以任用贤士、制服敌人了。君主深通《中略》，便可以驾御将帅，统领兵众了。君主深通《下略》，就可以明辨兴衰的根源，熟知治国的纲纪了。人臣深通《中略》，就可以成就功业，保全身家。
高飞的鸟儿死完了，良弓就该收起来了。敌对的国家灭亡了，谋臣就该消灭了。所谓的消灭，并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而是要削弱他们的威势，剥夺他们的权力。在朝廷上给他封赏，给他人臣中最高的爵位，以此来表彰他的功劳。封给他中原肥沃的土地，以使他的家中富有。赏给他美女珍玩，使他心情愉悦。jūn_duì一旦编成，是无法仓促解散的。兵权一经授予，是无法马上收回的。战争结束，将帅班师，对于君主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以，要以封爵为名削弱他的实力，要以封土为名剥夺他的兵权。这就是霸者统御将帅的方略。因此，霸者的行为，是驳杂而不纯的。保全国家，收罗英雄，就是《中略》所论的权变。历代做君主的，对此都是秘而不宣的。”
法正闻言，不禁笑道：“想不到玄德公也是个精通兵法的人，不知对于三略，玄德公有何独到的见解？”为了抓紧时机收服法正这个治国之才，刘备可以说把看家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只见他冲着法正抱拳道：“《三略》问世之后，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光武帝诏书中引用《三略》内容，说明《三略》在东汉初年已经广为流传。东汉末年陈琳在《武军赋》中已经将《三略》与《孙子》、《吴子》、《六韬》相提并论。唐朝初年魏征将《三略》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做为帝王治国安邦的参考。宋代元丰年间，《三略》被列为“武经”之一，从此取得了兵学经典的地位。历代学者为它作注和阐说的也很多。据统计，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经唐宋到清末，为该书作注、解说的就多达60多家。对于《三略》的价值，许多学者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南宋著名学者晁公武说，《三略》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三略》说：“其大旨出于黄老，务在沈几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人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这些评语，都准确地指出了《三略》的军事学术价值和谋略实用价值。这也正是《三略》之所以为历代众多政治家、军事家所高度推重的原因所在。由于揭示出了治国方略、用兵韬略的一些普遍规律，《三略》不仅在国内受到推崇，在国外也产生了相当影响。唐朝年间，《三略》传入日本。日本的战国时代，《三略》与《六韬》一起被定为武校的主要教科书，并产生了林道春的《黄石公三略评判》、《三略讲义私考》，山冢义炬的《三略备考》，山鹿高祐的《三略要证》，喜多村政方的《三略便义》等。同时，《三略》在朝鲜等国家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三略》的不朽价值。就商战而言，《三略》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八个字：“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贤，讲得是重用人才；民，讲得是争取民心。作为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的第一部兵书，《三略》继承了《孙子》以来先秦兵学的优秀传统，又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其兵学内涵十分丰富，军事思想十分深刻。概括起来讲，主要包括深刻的战争观念、系统的战争指导理论、全面的选将用将原则、精辟的治军思想这几大部分。首先，是强调“不得已而用之”和“以义诛不义”的战争观念。从《孙子兵法》以来，中国兵学在战争问题上形成了重战、慎战而又强调义战的思想。《三略》在继承前人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在有关战争的诸问题上，包括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对战争目的和性质的分析、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民众的关系、战争与天时地利的关系、战争与主观指导等，都提出了简明扼要而又深刻的判断，形成了系统的战争观念。
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问题上，《三略》深受道家和儒家的影响，形成了强调慎战与义战的战争观念。《三略》认为，战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会给社会政治秩序和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是“不得已而用之”，而不能随意发动战争：“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即使是进行战争，也必须以“恬淡”处之，尽量减少战争对人力物力的破坏，将战争的破坏性减至最低，否则就是“失道”。
另一方面，《三略》又认识到战争毕竟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自行消灭的，所以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运用战争的手段，法天道，兴义师，以“诛暴讨乱”，“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在《三略》看来，这种“以义诛不义”的正义战争，是合乎天道的，因而一定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义战必胜的关键，在于义战是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的，而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因此《三略》强调，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定要修明政治，争取民心，为战争创造坚实的政治前提：“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要积极在经济上创造战胜的条件，在《三略》看来，只有民富才有国富，只能国富才能战胜：“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因此统治者一定要实行恤民、富民政策，“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造就“国富而家娭”的理想局面，在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从事军事行动，这样才会战无不胜。其次，是以“因敌转化”、“释远谋近”为核心的战争指导理论。兵家重“因”，自孙子以下，谈“因”者屡见不鲜，如孙子讲“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吴子讲“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
只见法正突然挥了挥手阻止刘备继续讲下去，只见法正神色严峻的望着前方，大批的飞熊军骑兵正蜂拥而至，领军的正是西凉大将牛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