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这次被派来，除了收拾上海宪兵队留下的烂摊子，主要还是负责与特高科有关的宪兵业务，别看日本宪兵们平日里看不太起这些穿黑皮的，但是关于这次事件的后续处理上，他们必须要借重与倚靠特高的能力，特别是处理和日本侨民有关的问题，一直都是这群特高警察的强项。

这里要提一句，日本警察的制服是纯黑色，国府警察初创时，有不少高层是在日本学的警务，于是民国警察穿的也是黑色制服。到了汪伪政权时期，下属的警察制服也延续了国府的这套设计，黑色制服、黑色大檐帽加上白色的领章、绑腿和白色帽墙，这已经成了经典的民国警察形象。早期抗日电影电视里被称为黑狗子的，常常被人误以为是伪军，实际上这些人是地方上的保安警察。

“全都已经就位了吗？”别看四方中佐在松冈面前乖得像只宠物狗，但是等到了下属面前，他立即就变回了宪兵系统里赫赫有名的四方修罗。

“全都就位了，大人。”副官向四方欠身鞠躬，双手把文件夹呈了上去。

“德国方面负责的指挥官是谁？”四方翻开文件夹，抬手接过副官递上的钢笔。

“是德国陆军少佐施陶芬伯格伯爵。”副官回答到。

“伯爵？”四方抬起头来。

“是的，从德国方面给的资料上看，他还是德国统帅部派出的特别观察员。”

“是情报人员？”四方在文件的签名栏上签了姓名，“目前看来不像，应该是正规的陆军军官。”副官接过上司签好名的文件夹。

“先不去管这个了，八十五联队的佐佐大佐在屋里吗？”四方整理了一下军刀，握着刀鞘大步向着路边的一处民宅走去。这座住宅此时已经被八十五联队的人员征用了，门顶的气窗口上斜插着一面陆军旭日旗。

为了完成这次的行动，第十三军目前的代理司令官前田正实少将下了死命令，出事时前田担任十三军军司令部付，属于主任官佐，实际的职务是上海特务机关长。如今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已经被拖出去顶了缸，但这位代理司令官很清楚，这口锅迟早要扣到自己的头上，为了保住自己与家人的前程，他只有想办法去戴罪立功，否则说不定就会像南支派遣军司令部里的那几个倒霉蛋，不但被强制退役还被剥夺了军阶与名誉，在如今日本国内的那种氛围里，与其这样赖活着，还不如被拖出去枪毙。

为了这次行动的保密，前田没有动用驻防上海的陆军部队，不只是这些部队屁股上的屎还没擦完，还因为这些人和上海滩的各方势力，都有着或深或浅的交情，一旦走漏出半点风声，导致行动最终失败，不用上级来调查，前田自己都会切腹了结。

这位代司令官如今是真的急了眼了，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成功，大家就统统成佛去吧”这种话，当时在场的人看着前田中将被血丝充满的眼珠，很明显他并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

为了保证行动的消息不会走漏，他直到计划开始的前一晚，才调动军用火车，连夜从杭州城内调来了驻防西湖的日本陆军第八十五联队下属的四个步兵中队。

“佐佐联队长大人。”四方走进房门，干净利落的立正敬礼。

这里是民宅的客堂，中间摆放着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此时佐佐真之柱大佐正和几个联队里的参谋，围在桌边查看着铺在桌上的地图。

“你来得正好，四方科长。”佐佐联队长笑着回礼，随即说道：“部队已经按照计划就位，接下去具体该怎么做，司令部的命令里，说是由你来全权负责。”

这位佐佐联队长不是作战主官出身，担任八十五联队的联队长之前，他干的都是技术、通讯以及教学、参谋和人事方面的工作。历史上这位佐佐真之助最后做到了第三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结果在东北被苏军俘虏，建国后又被苏方引渡给了人民政府。

从他的供状来看，这是个双手沾满抗日军民鲜血的战犯，因为认罪态度比较好，结果被判决有期徒刑十六年，不过他没能活着回到日本的家乡，一九五九年佐佐真之助因为癌症病死在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也是唯一死在刑期里的日本战犯，其他的四十四名日本战犯都撑到了六三年的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