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然的父亲那边，我们有最坏的打算，谈不拢，就搁置。我相信景然自己可以掌握分寸。而，我留在北京做自己的事儿，景然同样相信我会用妥当的心态面对这几日的时间。

这个考虑的过程，我没有讲给景然。景然是下午的飞机，我那天下午有个会议不能缺席。只在进会议室前和景然通了个简短的电话。

“景然。”

“嗯。”

“昨晚的话我不重复了。take care。”

“嗯。keep touch。”

会议结束，手机里有一条景然的简讯，已经到香港了。

本来打算下班就回家吃晚饭的。出了公司看到我爹的车停在路边，上了车，我爹说我娘晚上有约。我们俩自己解决晚饭。想着景然那时应该也是准备在跟他爹一起晚饭吧。

我很少和我爹单独相处。有旁人的时候，他们总说我跟我爹关系很好，没有间隙的样子。我爹看起来和蔼，我看起来无害。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我们的话很少，我们骨子里都是很沈默的人，那餐饭吃的很安静，聊了些以前的事儿，比如我初中逃课被教导主任发现后请了家长，我爹请我吃了餐subway，比如有女孩儿在我家楼下徘徊，只为了送份礼物给我，我却一直不肯下楼，是我爹下楼收了礼物开车送那女孩儿回家，比如有一年我生病，他亲自为我煮中药。这些事儿看起来没什麽关联。但，我知道我爹在表达他对我的感情，也在表达他的一些想法，比如他是在意我的，他是希望我快乐的，同时他也在告诉我，时间流逝，我已不再是个孩子，一些事情他已经无法为我收场了。

回到家，我坐在阳台的木头折叠椅子上，看不远处公路上成排的车灯，和楼区里那些亮着灯光的窗口。莱特传简讯过来问我好麽。我问他会想黑木瞳麽。他说，当然会想，但也只是想。然后，我们都沈默了。

我发了彩信给景然，我蹲在折叠椅子上，身后是我开了所有灯的房间。隔了一会儿，景然回了彩信，一个长长的餐桌，杯盏盘碟，饭菜没怎麽动过的样子，看来是在家里吃的晚饭。

再迟一会儿，景然传简讯让我早些休息。互相说了晚安。

我基本上属于问题很少的人，也不是很喜欢别人问我过于具体的问题。交往中，我只会问关于中心思想的问题，很少问具体细节的问题，比如你在做什麽，你吃了什麽。同时，如果对方毫无目的的问了我这种问题，我会因为那一个问题突然就不那麽的喜欢那个人。我很不习惯别人问我一天的行程，本来通电话只是表达对对方的想念，而不是回答问题，但是通常情况下，我喜欢的人问了我问题，在我底线之内，内心多麽的不耐烦，我都会如实的回答，但是同时在心里疏远了这个人。很多人觉得，问在做什麽是很情侣的问题，代表着一种亲密，一种愿意问询及愿意回答的亲密。但，如果一个人问我今天做了什麽，我回答逛街，她继续问我去了哪里逛，我就会愣一下，觉得这个问题不可思议，答了去哪里逛，她接着问我买了什麽，我就很不想回答了，但是仍旧会回答，对方继续接着问一句然后呢。我就想挂电话了。

英姐说我是个雷点很多的人。一不小心就能踩到我的雷，对方还毫不知情。但，同时我又时刻保持着一种难以理解的礼貌，踩到我的雷，我也不会讲出来，但是对方已经出局了。英姐说这很不公平，根本不给对方改正的机会。但，我觉得爱情这个事儿，或者说人行为性格这个事儿不是能改的，我是个以身作则的人，如果对方是个敏锐的人，她会发现我从不问这种问题，那麽她就该知道自己最好也不要问。

突然敲上面这段。是因为英姐中午突然给了我一个电话跟我聊这个话题，不知道她又想起什麽陈年往事了。她的记忆力太好，很多我已经忘记的非常干净的事儿，她都能记得细节，还跑来跟我对证，我完全无能为力。

景然到了香港的隔天，和英姐，文哥，秘书小姐吃晚饭。开始聊的话题都很轻松。随着英姐的酒越喝越多，话题开始偏离。英姐说，不明白莱特和黑木瞳怎麽就黄了，然后看着我，我笑着摇了摇头表示我也不知道。英姐觉得我态度敷衍，就开始把矛头转向我，问我景然回香港是不是摊牌去了，我沈默，英姐继续问景然和家里人谈到什麽进度了，我沈默。气氛因此变得很尴尬，秘书小姐打圆场开始转移话题，但是英姐是不撞墙不停下来的类型，而且人喝了酒就会变得比平日更偏执。

“萧墨，你心里有事儿，就不能说出来麽？”英姐说。

“我没有说心事的习惯。而且我确实没问景然那边的状况。”

这是那晚我和英姐最后的对话。我答完那句，她就站起来走人了。

英姐走了之后，秘书小姐问我，你跟英是不是交往过。然后，我也站起来走人了。无稽之谈的事儿，我根本不想解释。倒也不是生秘书小姐的气，就是想回家了，就走了。好在，最终能跟我长时间相处的朋友心理素质都是很强的，无论是自身本来就很强，还是跟我相处后变强的。他们都已经习惯了我不冷不热的状态。

回到家了，泡了个澡。手机里有一条景然的简讯。只有两个字“萧墨”

我也回了两个字“景然。”

过了几分锺，我又传了一条“累麽？”刚发出去，信息报告还没返来，景然的简讯也进来了，一字不差也是问我“累麽？”

景然问了我方便接电话之后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景然。”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