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之所以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彻底的舆论封锁和压制。一是因为国民党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力度几乎为零，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带和农村）还是清代的宗族体制在“代替”政府进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许多行业内都是黑帮、财阀跟高级官僚的亲属族人在掌握。这样一来，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彻底的舆论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虽然一般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倒向共党，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搞文字狱。

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独立状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中央，当地人自然只知“xx大帅”而不知蒋委员长，甚至还在阎锡山、龙云、冯玉祥这些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打个比方，在抗战前，汪精卫、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为什么不能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崩了，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

道理很简单，要是这么两枪下去，只怕是不光没了反对派，连党也没了。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合体，光是压制军阀，对抗共党，就已经异常吃力。蒋委员长的位置，可从来都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这么稳固，国民党内的反蒋集团从来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如果蒋委员长对这些竞争者没有丝毫容人之量，非要置于死地的话，整个政府只怕是顷刻间就要散架。

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又岂是“党国”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

事实上，像中共这样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力度，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也没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想要维护言论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杀不过来，手也伸不了那么长。而对上层富人，又受到亲属关系、人情关系、与“洋大人”关系的种种羁绊，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

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哪怕那些“砖家们”吹得再怎么天花乱坠，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最后再提一提人权。基本上，只要是看过《红岩》的人，在了解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恐怖故事之后，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至于国军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病死在半路上……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

当今的西方媒体，总是指责我党“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奇怪的是，国内很多人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那么当年的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在这里举两个实例：

——海南黎族世袭峒长，大总管之子王国兴，论阶级成分属于奴隶主，本应是共党死敌。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中学上学的时候，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竟然被以“通共”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共党嫌疑”的罪名下狱，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这一步，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是别无出路，就是不想当共党也已经“被共党”了，从此，他只得横下一条心，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比较搞笑的是，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赤匪的帽子，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做红军来剿灭。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这支“被红军”的黎族起义军，才真正地跟中共琼崖特委建立了联系，算是找到了组织，而之前都是属于“黑户”性质——用如今最时髦的网络词汇，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党”……

——由此可见，每一个共党都是被逼出来的。

如果说王国兴的“被共党”，还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为。那么南京的中央政府，似乎在民族关系上，也没有想过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权和感情——1930年，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中国落后族群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本身就已经够羞辱人的了），当时有一位在南京上学的年轻瑶王，也奉命参加了这次展览。谁知在这次展览中，他竟然被强迫穿上民族服装，像猴子一样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参观，还有人兜售门票和往笼子里丢瓜子……之后，这位瑶王愤而回乡，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把班禅大师关进北京动物园，跟熊猫和老虎一起展览，那又会是个什么情形？

总之，民国年代是一个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时代，大家千万不要去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