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称这场充足的爱情经历使他真正成为“一位成熟的人”。1919年阿多结婚后，福斯特离开了亚历山大港回英国，但两人仍保持书信来往。三年后阿多得肺结核去世前，福斯特从印度回国的途中探望了他。阿多的去世对福斯特的打击很大。

1921年，福斯特第二次去印度，担任德瓦省君王的私人秘书。当后者得知福斯特的性倾向时，还对他提供了特别照顾。这次旅行使福斯特再次目睹了英国殖民统治丑恶。这种反感促使他写出了《印度之行》，于1924年发表。小说描写了英国小姐阿苔拉去印度与一位英国驻官订婚，认识了当地的医生阿齐兹。一次他们去山上野餐时，阿苔拉走入了一间阴森的岩洞，幻觉被阿齐兹qiáng_jiān。当时印度独立风潮已经风起云涌，英方试图通过审判阿齐兹来向当地族民施压，但清醒后的阿苔拉小姐不顾英方的怂恿，最后在法庭上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觉，还以阿齐兹清白。

《印度之行》的揭露性与批判性超越了福斯特以往对一般中产阶级所持的暧昧态度，作者通过阿苔拉小姐反映了对殖民统治的反感与对受压迫民族的同情，她最后为阿齐兹的清白辩护标志着与自己出身阶级的决裂。有趣的是，d.h.劳伦斯对《印度之行》爱不释手。当很多读者对阿苔拉小姐的岩洞幻觉大惑不解时，劳伦斯用弗洛依德的神分析法指出那是因为阿苔拉小姐对棕色皮肤的阿齐兹情有独钟，压抑的环境使她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性幻想变相地表达了出来。而阿苔拉小姐的这种欲望正是福斯特钟情深色皮肤的印度男子的间接写照。

《印度之行》是福斯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受欢迎和流传最广的作品。当有人问及福斯特在此之后为什么没有其它的小说发表时，作者回答说他不可能再创作自己没有真实感受的作品。早在1914年写完《莫利斯》时福斯特自己就坦言“厌倦了被允许触及的局限于男欢女爱的主题”。后来他说 “我想写人们能读的小说，但我对平常人（指异性恋者）的兴趣已经殚尽了”。作者死后发表的同性恋短篇小说集《生命来临》中则反映了他对“非平常人”的兴趣。

三十年代后福斯特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尤其对民权和自由特别关心。1928年官方禁止发行雷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hall）的女同性恋小说《孤独之井》（thewellof loneliness）时，福斯特与女同性恋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wolf）带头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在法庭上为霍尔声言。针对纳粹在欧洲大陆的猖獗，福斯特出任了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呼吁大众不要盲目跟从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要用清醒的头脑对待法西斯的扩张，不要轻信希特勒的诺言，不能为自身的和平而冷眼旁观其他民族受欺凌。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大不列颠举国陶醉于和平的幻觉中，这时福斯特写下了《我的信念》（whatibelieve），喊出了“如果我要在背叛国家与背叛朋友两者之间作一抉择的话，我希望自己有胆量背叛这样的国家”，充份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胆识。二战爆发后，福斯特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上坚定地宣传人道与正义，对法西斯和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提醒人们要以防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