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育友著
罗香林先生之《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与《西婆罗洲罗芳伯等人所建共和国考》面世以来，“兰芳共和国”说不胫而走。近几年来更有人转相摭拾其说，甚至加以发挥渲染，或宣称“兰芳共和国”是“建立在异邦土地上的华人国家”(见西安《视野》1981年第5期)，或奢谈“兰芳共和国”之“立国”比“美利坚合众国”还早若干年云云(如1985年9月梅县出版《客家民俗》第3期)。持异议者虽不乏人，但“共和国”说依然广为流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在否定“共和国”说的同时，终未有就如何解释兰芳制度的产生根源，作出令人信服的考证论述。有鉴于此，试以管见为引玉之砖。
最早提出“共和国”说者是十九世纪的荷兰人，曾任荷印政府中文翻译官的格鲁特和施好古就一再称兰芳公司为“共和国”，他们认为，公司制度导源于中国村社，因为中国村社是“绝对民主”而又“独立”的“小共和国”。他们描述道：“在中国村社中找不到任何由朝廷任命的人员”，政府只能通过由公众选举出来的村社首脑进行统治，村社首脑统率警务，维持公共秩序和风俗礼节，排解纠纷，捕缉盗贼和罪犯，并管谷物的收成。而村社中人人都是义务警察，一切人都有协助征收捐税的义务，捐税负担是公平的。村社又是其成员的监护者，每一个人在遇到不测事故而又不能独立生活时，可以获得支持帮助，可以依靠村社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历朝政府都是非常确信村社制度的优越性的，因而从来没有一个敢作支持其官吏去对抗民意的尝试”，“如果官吏激动了民愤，那他就得被不加考虑地撤职”。他们进而推论说：“在中国，人民的独立性就是这样受到法律和历史传统的双重的保证的，人民因而极感自豪并把它视为最大的财产那是很明白的。所以，他们即使是在出国时，也把这种村社联盟的思想带到各处，并且在他们的命运促使他们所至之地和他们觉得需要的野蛮民族或半野蛮民族地域中，建立起这种独立制度。”最后的结论是：“婆罗洲的公司只不过是其祖国村社制度的一种复本而已。”(参阅施好古“婆罗洲的中国公司”，见《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
晚近研究兰芳公司，不论是赞成或反对“共和国”说者，在论及公司制度起源时，多有与之相同或近似的观点，不是说公司制度源于乡村组织，就是认为它是宗族公社的翻版等等，与“村社复本”说无大差异。
格鲁特和施好古所描绘的中国村社制度是美好的，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历史上的中国农村，在封建专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也不曾有过可称“小共和国”的村社制度。
就以兰芳公司大多数成员的原籍粤东地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世外桃源。虽然也曾有过一种类似村社联盟的制度，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小共和国”。这种制度便是明朝嘉靖年间，揭阳名儒薛中离所推行的“乡约”。1笔者手头适有一部绝板已久的《薛中离全书》，记载了有关“乡约”的史料。所谓“乡约”便是以若干邻近乡村联合为一个行政单位，叫做“约”，各“约”订立“约议”，经公众讨论通过后共同宣暂履行。“约议”内容大抵是有关修身、齐家的道德准则，也有“戒争”“弥盗”等有关维持秩序的条例，并有“均益”的口号。所谓“均益”，便是保障贫贱之家不受欺凌，约束富贵子弟恃势犯法。每“约”通过“博采”，即广泛征求意见，产生一个“约长，”，负责全“约”的行政和教育。“约长”之下设有执行赏罚的“约吏”。“乡约”的组织形式似乎多少有点 “民主”，但“约”的大事都要禀官，直接受官府控制，每月初一、十五日，“约长”还要召集乡民，宣讲朝廷和县官的“教谕”，实无“独立”可言。何况这种制度在当时就没有认真实行过。2到了清初，朝廷为了防备有人利用它进行反清活动而于顺治年间诏令废止，“乡约”从此便告消失。这种制度根本并未留下什么影响，甚至连地方志乘也未予记载，当然也不可能被罗芳伯等人带到国外去制造“复本”。至于罗芳伯等人的生活时代，清朝的封建专制正在强有力地统治着农村，格鲁特、施好古把那个时代的村社叫做“绝对民主”而又“独立”的“小共和国”，简直是天方夜谭。
兰芳公司制度既然不是被罗芳伯带出国的村社“复本”，那末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本来早已有人注意到兰芳公司与天地会的渊源关系，温雄飞所著《南洋华侨通史》之“罗芳伯传”就指出罗芳伯“奋力推广天地会之制度于兹土”。4但罗香林先生断然否定，说“芳伯出国前，嘉应州一带，似尚无天地会之传播”，“且自芳伯所建兰芳大总制之官制言之，亦无一与天地会各级员司之名相合者，其为不相因袭，盖无疑也。”罗香林先生此言恐失深考。罗芳伯出国前后，粤东一带秘密结社活动相当活跃，史料彰彰；而兰芳公司自组织机构以至管理制度，与天地会组织行事若合符契者比比皆是。有理由认为兰芳公司实是天地会的延续和创新。
一、粤东相传是天地会发样地，被罗芳伯带出国并据以创立兰芳公司的正是天地会，天地会以入会盟词有“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而得名。又称三合会、洪门会、三点会等等，其分支机构的名号更为繁杂。一般认为，它创始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 )，时有福建莆田少林寺和尚蔡德忠等五人，因辅助清朝平定西藏之后，反遭谋害，遂逃至广东惠州，得先生陈近南之助，建立三合军，拥立明朝宗室朱洪竹为领袖，起义反清，失败后转为秘密结社，活动遍及全国，而闽粤特盛，并蔓延到海外。7
粤东是天地会众一致承认的发祥地，自雍正朝之后，秘密结社聚众起义者络绎不绝。仅见于乡土资料记载者，如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年，也就是萝芳伯出国的前两年，有丰顺县民朱阿善、揭阳县监生池亨会等人歃血为盟，结党拜会，聚集山谷，海阳县鸿全、田东等乡，揭阳县坪那、五房等乡一起而响应，各用白布缠头，吹螺执械，据险抗拒官兵。又如罗芳伯出国当年，揭阳磐溪乡民陈亚高结把拜盟，被捕入狱，其党林阿裕等趁城劫狱，放火造反。罗芳伯出国后之1796年，揭阳何阿常等公开打出三合会旗号，联合八十余乡，分两股各拥众二万人，与官兵对峙。稍后又有潮阳黄悟空、丰顺管以摘、揭阳林原钊等等，相继歃血拜盟，举旗反清。史料说明，天地会在粤东历史很长，根深蒂固，群众基础坚实。大多数来自粤东的兰芳公司成员，在出国之前，多为社会最低层的劳苦群众，恰是天地会联络、发展的对象，相信这些人在出国之前，可能已受过天地会影响，而罗芳伯是天地会员更无可疑，怎么能说罗芳伯出国前，“嘉应州一带，似尚无天地会之传播”呢?
罗芳伯在西婆罗洲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创业，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团结同伴，凝聚力量去克服困难，以求生存和发展。然而，他不可能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以新的思想去创造新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身为天地会员的罗芳伯，把以朴素平等思想和互助共济精神为基础，具有严密组织和比较严格纪律的天地会形式带到异国去，这是很合乎历史逻辑的，也是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事实不也正是如此吗?罗芳伯最初组织的就是按天地会结盟拜会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十八兄弟会”，6并作为天地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才发展为兰芳公司。所以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都留有天地会的鲜明印记。
二、兰芳公司之命名己显示天地会色彩
《易经》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后人据此，把肝胆相照的朋友称为“金兰之交”。天地会崇尚义气，恪守“非亲有义须当敬，是友无情慎勿交”的信条，奉“金兰”二字为箴言。歃血结盟称为“金兰结拜”。结拜时唱诗有“金兰万世水长流，闲人不许在桥头”。洪门兄弟相遇互通识别隐语，有“记得金兰洪家事”、“洪英出世在金兰”。洪门山寨靠近旗杆旁边注有“金兰”二字。山寨中祀奉始祖、寨主、五祖等历代宗亲的场所称“金兰堂”、“金兰庙”。
罗芳伯以“兰芳”二字名其建立的组织，显然寓有继承天地会传统，以义气团结群众之意。“兰芳公司”初名“兰芳会”。“会”即“盟会”，是洪门系统常用的机关名称，与“天地会”、“三合会”、“洪门会”、“三点会”的“会”字意义完全相同。天地会之分支机构在海外有“和合会”、“万合会”、“建义会”等等，在国内有“大刀会”、“小刀会”等等，乃至清末与天地会有一定联系的革命团体也称“光复会”、“兴中会”、“同盟会”。罗芳伯的“兰芳会”既用“兰芳”又用“会”，正显示它与天地会一脉相承。
“兰芳会”后来改称“兰芳公司”，同样是与天地会有渊源关系的明显标志。有人把兰芳公司的“公司”与作为社团法人称谓的英文“pany”等同，甚至比之于集行政、司法、军事、经济贸易诸权于一身的东印度公司的“公司”，这未免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其实，与经济贸易完全不相干的天地会组织也有称为“公司”的。1853年厦门小刀会黄德美、黄位举义，发布的告示便署“大汉天德义兴公司”或“大明义兴公司”。施好古上揭文中也提到，1853年上海外文报《华北先锋报》曾登载威利的几篇文章，刊出从湖广、厦门、上海得到的三颗洪门印章。其中第三颗是在“1853年夏秋间暴徒占领上海时得到的”，印章背面刻有“尊天洪英义兴公司”八个中国字。在海外，还常有与盈利无关而与天地会有关系的地缘组织以“公司”为名，如吉隆坡的惠州同乡会曾称“惠州公司”，马六甲潮州会馆在1822年改组以前称“潮州公司”，新加坡的潮州会馆也曾称“义安公司”，槟城的嘉应会馆前身则称“仁和公司”。上例显见“公司”与“会”无实质差别，都是洪门系统的机关名称。研究东南亚问题专家帕塞尔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在《东南亚的中国人》中曾经批评马来亚殖民当局进行社团登记时，把称“会”与称“公司的社团分别对待是“紊乱的见解”。(见《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
从“十八兄弟会”到“兰芳会”以至“兰芳公司”，万变不离其宗，天地会色彩如此灼然，其与天地会的渊源关系不是昭然若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