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这些天就在翻阅古籍史书，整理笔记资料中度过，因为老爷子是主导的原因，他对于我们几个手下的弟子尤其严厉，也着实是累到不行。

每天回家倒床就睡的我自然和梁泽没有机会说太多的话，索性他这几天也是格外忙碌，应该是并购案快要到了尾声吧。

让我稍微有些欣慰的是，他不在三更半夜的接打电话了，不过也可能是我太累没发觉罢了，现在的我实在没有多余的心力再来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些天我和梁泽唯一的交集可能就是早餐了，一般是谁起得早，就做好早餐温着。

但因为我俩的时间不一致，他公司早上八点前就要打卡，身为总裁更是要以身作则。而我早上则是赶在九点前去学校就ok了，所以早餐一般都是他做好，然后写在便利纸上后贴在餐桌上。

说起来，贴便利纸这种看上去极具家庭温馨的物件一开始的用途可是比较情-色的，也算是热恋初期增添情趣的帮手了。

谈起我和梁泽的认识，其实我俩小的时候还是邻居，但是我是记不大清了，因为我在家没呆几年的时光。

不过小时候我对他也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一根棒棒糖。我记得那天因为家里的原因，我哭着跑出大屋，在大院儿的一棵梧桐树下的台阶上坐着，也不大声的哭嚷，就只是一颗眼泪一颗眼泪的往下流。

用梁泽后来告诉我的话就是：远远的就看着一个小小的少年郎在那里抱腿坐着，走近一看，这少年郎还长着一副好容貌，一双漂亮的眼睛澄澈明净，睫毛密浓，一张稚嫩的小脸上满是泪珠，着实让人心疼。

当然对于这段说法我是嗤之以鼻的，因为我俩后来见面的时候他根本就没认出我，虽然我也忘了他。

这段极其琼瑶式言情的描述是我俩在一起后，他情人眼里出西施外加那存于他脑海深处的模糊记忆合并而成。

当时我和他正在看一部比较出名的法国电影《两小无猜》，鬼知道郭沁那女人是怎么想的推荐，后来她才说安利错了，呵～

总之那天气氛很好，我和梁泽就谈起了小时候，然后我就想起了那颗棒棒糖。

家庭

我的很复杂。

我的母亲是我父亲二婚的妻子，我上面还有一个大我十岁的哥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具体多少岁我忘了，我的母亲就曾说过“是我想要这个孩子的吗？”这种话。

当然当时具体的话语背景我早已忘了，但是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因此从那时候起我就认定了我的出生是不被母亲所喜的。

关于我的母亲，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就是一位文艺女青年，自然她比现代的一些矫揉造作的女青年们要有品格和有财富的多。

我的外公和我爷爷都是老革命老领导。我还有三个舅舅，母亲则是家里年龄最小且最受宠的孩子。

她从小就衣食无忧，即使动乱的那几年，她也因为家庭保护的好和年龄小的原因，没受到波及。更不用提，我的外公和爷爷是之后改开的坚实拥趸。

一般物质生活丰裕，不愁衣食，没什么生活压力和负担，人们的神追求就会更加高标准。

母亲她是位多才多艺的女子，从小就学习了小提琴，后来喜欢民族乐器，学的古筝也是师从大家郭老先生。本科期间在ucl主修社会学，研究生又转ucl斯莱德美术学院修美术和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