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南关一战，是晚清帝国对欧洲列强绝无仅有的大胜仗，大大鼓舞了中国国内民众的斗志和自豪感。各国驻华公使，除了法国公使以外，纷纷对李鸿章表示祝贺。大清国海关总长、英国人赫德还亲自跑到天津拍李鸿章的马屁，道：“自此以后，中国在外交场中，将不再被认为‘不足道’了。”

中法一战，李鸿章也意识到了台湾的重要性，李经述趁机建议李鸿章上奏朝廷，在台湾设置行省，让刘铭传任首任巡抚，慈禧太后准奏。李经述还因战功，封为武功将军，成为从二品武官，李鸿章让李经述回京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谢恩。李经述便让黄仕林率淮军回了朝鲜和袁世凯会合，自己和苏小芸和苏小玉这对双胞胎姐妹，先回了天津见李鸿章。

法军在镇南关惨败，战死两三千人，消息传至巴黎，早就对中法战争不满的数千法国民众，还有士兵家属，举行集会游行，冲到法国国民议会所在的波旁宫，在门前高呼：“费茹理下台！费茹理下台！”

欧洲国家在文艺复兴后，普遍把国民个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那些政客们挑起战争，却最怕死人，士兵家属随时可以到议会和王宫附近随便游行示威，表达民众的诉求与愤怒，这叫集会自由，这是一国公民所享有由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之一，当然，在当时的大清国，是不可能有这种自由的，民众集会便是聚众滋事，严重的可算造反，按照大清律例，是可被抓起来杀头的。

当时，聚集在波旁宫前的法国民众越来越多，达到了五六万人，到了晚上，还没有散去。法兰西议会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理费茹理被要求到国会接受议员公开质询，有一些民众代表也应邀参加旁听。

质询制度指在国会开会时，国会议员针对内阁的施政方针、施政报告或其他重要事项，可以向内阁总理或者内阁部长提出质问或疑问，可以通过投不信任票弹劾内阁总理和部长高官，成为议会监督政府的最重要权力。法国总理费茹理对这次质询会相当重视，他穿着一身黑色燕尾服，打好领结，再次在议会向法国议员们发表了演说：“先生们，这次法兰西战败，都是因为军费不够，我请求各位议员立刻向在越南的法军支付五千万法郎，补充军火，全面向清国宣战！法兰西必须彻底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

“费茹理，你任命的法军将领，孤拔和波里也，为什么一死一伤？为什么法军面对装备落后的清军，会死伤那么多人？”法国君党议员喀萨尼亚克站起来大声质问法国总理费茹理，然后道：“你的内阁，都应该下台，你们要对国民负责！

议员柏林也说：“费茹理，你应该滚回老家去！”

其他法兰西议员，也纷纷站起来谴责费茹理，有的还脱了臭皮鞋，就往费茹理头上扔。法兰西议会里吵吵闹闹，乱成一团。最后，法国议会以306对149票对费茹里内阁投了不信任票，法国总理费茹里宣布引咎辞职，费茹里内阁倒台。

但是，法国国内舆论一片要向大清国全面开战之声，当晚法国议会通过了费茹里提出的向法国在越jūn_duì追加五千万法郎军费的提议。当时，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也就是曾国藩的二儿子，从法国报纸上看到了法国议会的决议，赶紧发电报回国，电请清政府议和，曾纪泽发电报给总理衙门道：“谅山克，茹相革，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和算。似宜趁法新执政初升时速办。”

曾纪泽光绪四年奉命出使英、法，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大臣，在光绪七年他通过反复与沙俄政府周旋，终于改定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所定约章，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两岸地区，受到当时世人的交口称赞。在中法战争初期，曾纪泽也是主战派，为何镇南关大捷后他反而积极主张议和？

身为驻法公使，曾纪泽在法国多年，对法国的军事工业、造船技术很熟悉，他明白法国当时毕竟是工业强国，中国可以一战打败法国，也可能再战打败法国，但绝不可能三战还打败法国！曾纪泽“主战”，刚开始时看到法国政局比较混乱，是为后来的“和”服务的，而“主战”是示人以实力，未必启衅，他与张佩纶等人的主战不同。

曾纪泽在发回国的电报中还说，法国内阁总理不像中国皇帝，内阁倒台就是屁大点的事，马上就会有新内阁上台，甚至政府关门都没啥问题，这是很多国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事。打赢之后，赶紧议和，两国都有面子，可以借镇南关、谅山大捷的筹码，在外交谈判中压止对方讨价还价的无厌索求，实现以战止战、以战促和的战略意图。

曾纪泽这封适当时机议和的电报，是曾纪泽对中法两*事实力进行对比，权衡战争双方利弊后提出的明智之举，也正合李鸿章的心意。因为这一战，作为统筹全局的李鸿章，几乎把淮军的老本都赌上了，镇南关大捷，还有运气的成分，这仗不能再打了，也没钱再打了。打仗是要烧钱的，这是那些主战的清流们永远不会考虑的问题。中法开战，中国以广东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规越、滇桂借款等名义向汇丰银行等洋行借外债共计七次，总数约为库平银一千二百六十万两。这还是直接用于军费的数目，如果算上淮军伤亡要发的抚恤金和损失的战舰船厂，大清国耗不起了。

于是，协助醇亲王处理总理衙门事务的李鸿章，准备将驻法公使曾纪泽的电报上报给慈禧太后，交由朝廷的军机处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