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人间的事经常为无中生有，好人经常遭到无妄之灾，居然有一些无聊透顶的人向无为先生开始无的放矢，说他“无佛处称尊”、说他无法无天、说他贪得无厌、说他无耻之尤……由于他们诉诸于暴民情绪，无为先生只好挂冠求去，以达到他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愿望。
无为先生本来就无心出岫，如今也正好落得无官一身轻，可是那些漫无心肝的男人们、粗识之无的女人们，仍不放过他，他们造他谣言，使他无地自容；唁唁狂吠，使他无地可避，虽然他内心无愧无怍，可是他知道他自己被乡长这个职位毁了——他根本连“治”都大可不必，又何须“无为而治”呢？苗本无恙，又何必助长呢？无路可走无聊极思之余，他写了两首忏悔诗：
大智若愚非常道，
大巧若拙非常名。
天下至柔莫如水，
老氏大象总无形。
关尹人成绝作，
老聃原是我本家，
千古真言流余沫，
佛头着粪莫拈花。
无所依附地、前途无“亮”地，无为先生无论如何活不下去了，可是无论贤愚、无论老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也许他在无底之壑的无问地狱里做了马面无常；也许他在无冬无夏的无疆之福里做了无冕帝王；也许他到了那无量寿无量光的净土；也许他登上那无识无知完全无趣的天堂……不论他到哪里，他都会想到孔老夫子给他的劝告：
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于是他正襟危坐，面向南方，提起原子笔，写下了他的“自祭文”，那是
公少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愤而捐书弃剑，不学无术，竟又不成。呜呼哀哉！尚飨！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日夜一口气写完
十五 充员官
在部队里，士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陆来台的资深战士；一类是补充的新兵——“充员”。而军官呢，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常备军官；一类就是我们预备军官——绰号“充员官”
“充员官”，我们可以先来一番素描：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总是遮在低戴的帽沿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袋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j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
一年以前，我个人正是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充员官，蹑手蹑脚的、呆头呆脑的，跑到这个名将辈出的野战部队来，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惶惑与忐忑，板板六十四，不知如何是好，过去十几年耍笔杆的生活，对我简直有如隔世。哦清楚的知道在今后一年的服役期间里，我要“从戎投笔”，要好好耍一阵枪杆——当然不是耍花枪！
以一个毫无战场经验的青年文人，统率着三十多位百战沙场的老兵和年轻力壮的小战士，这真是一种微妙的配合。但是既然官拜兵器排排长，只好勉为其难了！
晚上，一个老头儿托梦给我，向我耳语说：“古之欲带兵者，不可不知为将之道。”真怪，这老头儿是谁呢？长长的胡子很像我爷爷，可是我爷爷只拿过刀子，从未摸过枪杆，更别提六韬三略了。但是者头儿懂得兵法的又有谁呢？我想来想去，终于想到那个指使张良捡鞋的黄石公。对了，一定是他！他老子儿自知他的“兵法”早已被时代淘汰了，除了我们这些学历史的，很少再有人翻他的老账了，所以他才不顾时空的阻隔，特地来开导本人一番。
第二天一早，我便向连长请假，跑到书店里，去寻找“为将之道”的书。李德哈达的《战略论》与带兵无关；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又太深了。选来选去，找到一本文森豪威尔的传记。当我读到艾森豪威尔统率有史以来最大的jūn_duì，所直接指挥的不过只是三个人的时候，我不禁把大腿一拍，啃然叹曰：“为将之道，尽于是矣！”
我匆匆忙忙跑回来，立刻召见排附一员，七五炮组长一员，六0炮组长一员，面授分层负责之“义”，拍肩捏臂，勖勉有加。日子久了，他们对我的“江湖气”也有点折服。排中的一位“反共义士”对我说：“讲带兵，排长的经验太差了。但是你能用一种慷慨的劲儿来待人，这就对了。阿兵哥最需要这个，我们是干干脆脆的人，我们喜欢你的但白直爽，你把你的真面目给了我们，这是你最大的成功。”
但是我曾问我自己，我真的成功了么？我有点儿惭愧，我觉得我付出的太少，收回的却大多。在我退伍的头天晚上。“官长部”和“士兵部”都分别款待我，觥筹交错，礼物云集。派克笔、领带夹、外岛特产、战士玉照……我有生以来从未收到这么多的东西。这使我深感不安，因为他们每位都花了四分之一的月饷！这是我＝十五年来所不易看到的热情，“悲歌慷慨之士”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已经是教科书上的名词。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但是太不可爱了！不过在jūn_duì里，我却不难看到这种有古任侠风的“悲歌慷慨之上”，我喜欢和他们吸烟痛饮，也高兴和他们争吵狂欢。我失掉了我自己，有多少次，我和他们融化在一起，我也学习着粗犷与质朴、感染着刻苦与天真，但我恨我学不到他们的膂力，也学不到那孤注一掷的豪迈胸怀。
我的一个重要班底——七五炮组的组长，河北人，是个标准的燕赵之士，他虽不能说是力能扛鼎，可是只手扛起个大水缸却绝无问题。我常常笑他生不逢时，若在古代，他保险可以考取武状元。他的枪法与角力，全连没有他的敌手。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噗嗤屎就来了！”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年军旅的生活快近尾声的时候，第九期的预备军官也分到部队里来了。他们听说第四连有位第八期的老大哥小有名气，特地纷纷来”朝拜“，我也以地头蛇的姿态分别予以接见，只要他们：肯在福利社掏钱会账，我一年来的心得和洋相都可搬出来。我送给他们的”定场诗“是：
“生公说法鬼神听”，
卿当敬我我怜卿，
若想从容带阿兵，
先读本人“排长经”。
在“排长经”里面，我告诉他们如何替一些老兵写信、如何讲故事、如何当地雷教官、如何做天下最小的司令——卫兵司令。如何善保本排长的光荣纪录——前瞻训练炮c冠军……
一年的学习与磨练虽然使我不再是个毫无经验的小少尉，但我知道我个人距离那种模范军官的标准还遥远得很。团长问我一年来的感想，我答道：“阿兵哥看我是老百姓；老百姓看我是阿兵哥。”我并不是谦虚的人，我说这话并没有谦虚的成分，因为我深知我在这一年来，经历虽多，可惜有资而不深；贡献虽有，只获二功而无过，开创不足，守成勉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些平庸的成绩是不合标准军官的标准的。
如今地球一阵乱转，三百六十多天又过去了。我带着一种莫可名状的心情，登上了回程的军舰。人在船上，船在海上，可是我知道我的心在什么地方。那里度过我一年多的青春，那里有火热的笑脸，有强悍的男人味道，有泥土，有汗斑，有风涛海浪，更有那多少个跳动的心，在使我缅怀回想。
早春时节，我又回到学校里来，满地的杜鹃仍旧热烈的开放，但是我却看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也接触不到一个熟悉的回声。校园里一批批的是些新的同学、新的情侣、过去的老同窗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但我已放弃了自怜的习惯，我想到我那段刀光枪影的排长生涯，它带给我不少生命的酵素，使我有足够的活力去面对未来的日子。
原登在一九六一年四月三日台北《中华日报》副刊
现在依原稿稍做改订，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
十六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堂堂“中华民国”的“医师法”，是一部要不得的“医师法”！
这部“医师法”，本是一部乱拼杂凑的法律，它形成于十九年前（民国三十二年）的九月二十二号。五年以后（民国三十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八号，做过一次修正，可是只改了三个字。其他一切照样施行、照样贻害社会！
最近，听说立法院又要修改“医师法”了，站在一个小百姓的立场，我们不能不关心修改的情况，因为今天从事修改的人，正是六年七个月前通过议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
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为历史留下的那次违背时代潮流的纪录，在我们小百姓脑袋里还记忆犹新，我们怎么能不关切他们在修改“医师法”时，会不会又闹一次笑话？
为了了解现在的“医师法”如何要不得，我们不得不迫溯一下“医师法”是怎么来的。
“医师法”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以着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间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楚辞中七次提到他们，后来的儒者如王逸、颜师古都以为“巫咸”是一个人，完全错了！）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但是，有一件妙事是，中国历代都有披着“革新医术”的外衣的人出现，这种人总觉得他能振衰起敝，刷新二代医术，给病人带来光芒。
从殷朝的皇帝祖甲开始，就是这种“中医救星”的来临。，祖甲表面上好像取消了卜疾的迷信，但是他所信奉的药物却又完全被玄学笼罩着，根本还在迷信圈里讨生活。后来的扁鹊又是救星式的人物，他宣言“信巫不信医不治”的话，可是他所信的“医”是什么？还不是诗张为幻的玄谈！从扁鹊以降，中国历史上代有名医：如淳于意、张机、华忙、王叔和、皇甫谧、葛洪、褚澄、陶弘景、徐之才、巢元方、孙思邈、钱乙、张元素、罗知悌、戴思恭、张介宾、喻昌、陆懋修……这些历朝各代的“歧伯”、“雷公”都曾成为中国病人们的偶像，他们的所谓“歧黄妙术”也占据了每一个病人的心房。直到洋：鬼子的洋船出现，病人们才开始矛盾起来。
第一个开始矛盾的大名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在位的第三十二年（一六九三），突然害了疟疾。当时伺候在他左右的黄种御医们人人束手，最后请来了法国鬼子刘应（mgr claudusvisdelou），服下了来自印度的奎宁，才算圣体康复，皆大欢喜。
这件被人忽略的往事，在历史上实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给西方医学一个最有力的声援。在这个声援下，一百六十三年（一八五六，咸丰六年）以后，一个默默无闻的者广在广州上了岸，他的名字叫黄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医学博士的中国人。
此后的局面是，中西医的对立不再是中国“儒医”与外国）“教士医”的争执了，而是黄色皮肤下“国医”与“西医”的斗法：了！
一个单凭“祖传秘方”、“五运”、“六气”、“寸关尺”的原始医术，在严格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的回刚，县不能有丝毫抗衡的能力是显然可见的。所以，很快的，西方医学便走上了一个反客为主的趋势。
清朝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外国人已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西医“学校”（peter parker的“广州基督教医院”）；三十年后（一八六五，同治四年），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北京“同文馆”特设科学系）也开始了。但是很快的，在中医的势力逐渐式微的时候，“和平共存”的法子就被想了出来。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中西合璧的医学教育，他们最辉煌的试验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三月由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添设的“医学实业馆”，招来几十个学生，合授中西医学。可是这个好梦却做不了多久，民国以后，中国医术在正派的高等教育里，终于被赶出了大门。
“医师法”与中医
民国二年的九月十一号，汪大燮做了教育总长。他这任总长虽只不过做了五个月零九天，但是他却主张了一项德政——废去中医。那是民国三年一月间，所谓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涌进教育部，请求为他们的“北京（中医）医学会”立案。汪大燮态度强硬，回答他们说：“我决定今后把中医废除，中药也不用。你们请求立案，我办不到。”这下子中医们着慌了，乃纠合各地同业，组成了所谓“（中医）医药救亡请愿团”，由余德壎率领，浩浩荡荡直奔国务院而来。他们向国务院及各部告状，希望保存中医中药，可是国务院告诉他们说：
……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这等于明明白白说，你们中医要怎么样，政府不管你们，可是你们若要想在高等教育里来个中西“兼采”的办法，这是行不通的。
这件旧事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我们试想半个世纪以前的政教当局，竟有这种眼光、这种气派，我们实在应该称赞他们。
此后是中医一连串倒霉的日子，民国十二年政府有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十四年又有不许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法令；到了十六年北伐完成，更在中央卫生会议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由余岩倡议，主张对中医停止登记、禁设学校、不准宣传、改称中医院为医室、改称中医学校为传习所并禁止招生。余岩在这个提案里大声疾呼：……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
在“科学新医”的基础下，他举出四条废止中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