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 1963年9月9日，约瑟夫·迈可·瓦拉奇由军事警察押送，乘专用直升机到达华盛顿特区监狱。第二天，便穿戴一新地出现在那座古老的参议院办公大楼里。瓦拉奇坐在证人席上，他的面前，是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政治家们，和对准他目不转睛的电视摄像镜头。日复一日，瓦拉奇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的骆驼牌香烟，他的故事，也裹在那浓浓的烟雾里，一段接一段地从他的两唇之间源源不断地流出。那些听似平淡、甚至麻木的语言，一层层地揭去了黑手党的神秘面纱，一件件地抖落出了他们黑暗而肮脏的秘密。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民众从一个亲口承认涉嫌33起谋杀案的黑手党人嘴里听到了“科沙·诺斯卓”，听到了家族和老板，听到了血誓和合同，还有那些他们以前也略知一二的刺杀、绑架、毒品走私、收买警方、贿赂官员等等真相。 瓦拉奇详尽地讲述了“科沙·诺斯卓”的内部结构、等级制度、c作规程及行动方式，讲述了纽约的五大家族，和与之仅一江之隔的新泽西州诺瓦克家族，讲述了作为“科沙·诺斯卓”支柱产业的贩毒、赌博、彩券交易、高利贷、劳工工会以及在禁酒令废除之前的黑酒生意，并就警方名单上383个黑道人物中的289人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情报。 这里有一些例子。譬如高利贷，任何不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贷款的人，都可以找“科沙·诺斯卓”借钱，利率一般是每周12％。许多人由此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他们被迫不断地借钱仅仅是为了偿还利息。等到濒临破产时，他们的房屋、产业、生意等便名正言顺地转到了“科沙·诺斯卓”手里。原纽约市水电委员会的简蒙·马可斯，便是因为借了年息105％的巨债而最终沦为了“科沙·诺斯卓”的“上层走狗”。高利贷带给“科沙·诺斯卓”的年收入是以几十亿美元计算的。 关于“科沙·诺斯卓”如何c纵劳工工会，也有一个例子。纽约五大家族之一的老板弗兰克·科斯蒂罗每天去曼哈顿一家宾馆洗桑拿。某日，值班经理对他说，客人们见到他都很紧张，请他能不能不要经常光顾。第二天，该宾馆的女佣、招待、清洁工、电梯工、厨师等等全员罢工。几小时后，总经理亲自打电话，不仅毕恭毕敬地请弗兰克·科斯蒂罗回来洗桑拿，还给他免费优待。 约瑟夫·瓦拉奇在回答参议员们的提问时说：“怎么说呢，当一个人习惯了这些被你们称为欺行霸市、敲诈勒索、杀人越货的勾当后，他就不觉得他是在犯罪了。譬如我，我有一些吃角子机器，我从来不认为那是违法的，因为大家都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跟你讲清楚。我有夜总会、服装厂还有几匹赛马。人人都在倒彩票……得，我要怎样说你才能明白呢，参议员先生？” 另一位参议员埃德蒙·摩斯基问，“科沙·诺斯卓”和黑手党是否同一团体？ 瓦拉奇答曰：“参议员先生，在我待在里面的30多年里，没有人管它叫黑手党。”“黑手党，那是外人的叫法。” 这里应该略为解释一下。据史料记载，19世纪末叶，美国出现的第一个意大利黑社会组织确实叫“黑手党”，其名源于该组织寄出的恐吓信中，落款处总画有一只狰狞的黑手。当时的纽约警署颇下了一番功夫，才于1910年将“黑手党”肃清，但其名称却在美国民众中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如果不需要特别的精确，按一般人的常识，“黑手党”和意大利黑帮是同义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或者说主要指的就是“科沙·诺斯卓”。 听证会上也有一些让瓦拉奇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卡尔·柯梯斯想了解黑手党在该州的情况，那是中西部一个比较偏远的州。柯梯斯参议员的问话中提到了那里最大的城市俄马哈。瓦拉奇想了想，又和身边的司法部官员耳语了几句。电视机前的观众以为，参议员提出的一定是一个十分关键、需要慎重回答的问题。谁知瓦拉奇对着麦克风说出的话却是：“这个俄马哈到底在什么鬼地方？” 1964年6月底，鉴于瓦拉奇证词的重要性，司法部要求他以回忆录的方式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成文，以免遗漏掉在审讯和作证的过程中可能被忽略的细节。瓦拉奇只有七年级的文化水平，一位华盛顿地区的报纸编辑自愿担当了他的助手。此后的13个月里，瓦拉奇磨坏了几十支圆珠笔，在司法部提供的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30多万字，共计1180页。当他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瓦拉奇对他的“助理编辑”说：“我觉得我的写作能力比刚开始时更棒了，你说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瓦拉奇备忘录（7）
司法部负责瓦拉奇专案的威廉·亨得利评论说：“瓦拉奇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他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庞大犯罪集团的存在……但是瓦拉奇提供的情报甚至具体到了一个个的名字……一句话，他让我们真正看清了敌人的面孔。” 1904年9月22日，约瑟夫·迈可·瓦拉奇出生在曼哈顿上城的哈伦东区——一个贫穷而混乱的意大利移民集居区。瓦拉奇的父母，多米尼克和玛丽雅都来自拿玻里，他们一共有过17个孩子，但只活下来了6个，瓦拉奇是其中的老二，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瓦拉奇的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早先还推着小车卖蔬菜水果，算是小本生意吧，后来喝酒把小推车喝进了当铺里，自己便去做了垃圾工。 以下便是约瑟夫·瓦拉奇讲述的故事。在合适的情况下，笔者将尽可能引用瓦拉奇的原话。 我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家庭，至少我们周围的人都过得比我们强。……我们租住的公寓里有三间房，没有热水，没有洗澡间，厕所在公用楼道里。家里唯一暖和的地方就是厨房的灶台。我们得从垃圾堆里捡柴禾和煤块，然后就堆在我们三个男孩子睡觉的房间里，别提多脏了……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嫌我们脏，但不管我怎么洗，就是没法把自己弄干净。 ……到了人家都开始交女朋友的年龄，我是连想都不敢想那档子事。 按说我应该上学的，说实话，我很少去。11岁那年，我用石头砸了一个老师的眼睛，我并不是故意的，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她，结果被送进了天主教的少年管教院。那里的管教都称为兄弟，有的人还可以，有的人就特别恶劣。有一个阿贝尔兄弟是最厉害的，成天没事就找茬儿整人，不管你有没有做错事他都有理由揍你一顿，大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有一天他死了，举行悼念仪式时让我们排着队向他的遗体告别。大约有300多人吧，我排在队伍靠后面的地方。等我走到棺材跟前一看，差点儿没吐了。阿贝尔兄弟的胸襟上全是唾沫。你说我该怎么办？我也啐了一口。 从管教院出来我已经14岁了，又到学校上了几天课。等我一满15岁就进了我父亲工作的垃圾公司，管收东河附近107道一带的垃圾。每个周末我父亲都把我的工钱一起领走，我跟他急了好几次。没办法，我只好纠集几个人晚上出去抢商店。我总得有自己的零花钱，是不是？ ………… 有一天，我弟弟强尼死在了大街上，警察说是被车撞死的。可是有人看见了，警察带他到局子里问话，出来时他就已经死了。他们把他扔在大街上，血r模糊。他是被活活打死的。我的哥哥叫安东尼，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疯人院里。 后来，瓦拉奇的祖母和两个妹妹也先后被送进了疯人院。 瓦拉奇在国会“麦克列兰委员会”作证时说，他第一次犯罪实际上是在9岁的时候。他和强尼从附近的杂货店里偷了香皂，再廉价卖给街坊们。他还记得香皂的牌子，叫法尔丽。 等瓦拉奇长到18岁时，他已经辞掉工作，专事打劫。他的那个团伙人称“分秒帮”，以形容他们行劫时动作之迅速。“分秒帮”通常在后半夜行事。那时的纽约市政府为了节约用电，每天凌晨3点到5点将市内的交通灯关闭两小时。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逃跑时他们可以畅行无阻，而不必担心红灯。这个从早期犯罪生涯中获得的经验使瓦拉奇受用了一辈子。后来他在“科沙·诺斯卓”里做“合同”时，首当其冲的考虑就是作案之后的撤退路线。 “分秒帮”的作案手法原始而有效，他们几乎不带任何工具，只从人行道上捡一只牛奶瓶或c起一个垃圾桶什么的砸破商店的玻璃橱窗。瓦拉奇们做过试验，从商店的“福尔摩斯系统”警报铃响到警方赶到现场，最快需要5分钟。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短于5分钟的时间内把一切都搞定。瓦拉奇是“分秒帮”的司机，开一辆二手的皮卡，这在当时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坐在路边不熄火的车里，等到办完事一踩油门就走。后来他有了女朋友，遇到打劫珠宝店或服装店时，有时候他也会跟着进去。多年后瓦拉奇还记得，他有一位女友的腰身是12号，所以每次他都会挑几件这种尺寸的衣裳带给她。 前后四年的时间里，“分秒帮”作案逾百，也终于有了闪失。192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记得是在布郎克斯的东萃孟街和177道，事前他们侦察了两个星期，那家丝绸店连“福尔摩斯保安系统”都没有。他们平日里唯一担心的就是刚好有警察在附近巡逻，可就偏巧遇到了这样的事。当时他们一个人在里面取货，两个人在外面接应装车。突然，路口放哨那小子撒开腿往这边跑，瓦拉奇赶紧按喇叭让他们快撤。这时候，三辆警车一起堵了过来。肯定是有人告的密…… 尽管被警察一枪打在了胳膊上，瓦拉奇还是带着他的同伙们左冲右突，总算是冲出了重围。警方很快通过皮卡的车牌号码719864，查到了瓦拉奇。20年代，路上跑的车辆并不多，犯罪分子基本上没有可能偷到车，所以牌照也都是货真价实的。同年8月，瓦拉奇以“抢劫未遂罪”被捕。 我还不满21岁，所以法官可以把我送到埃尔米拉少管所蹲18个月，或是在新新监狱里关15个月。律师告诉我，这里头有一点小窍门。少管所的18个月是实实在在的，而新新监狱的15个月，不仅包括了我等待审判时在布郎克斯监狱里已经被关了的日子，如果表现好的话，还可以减刑，9个月就能出狱。
瓦拉奇备忘录（8）
我当然愿意去新新了。我看得出法官对我的选择非常恼火，我记得他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以为你得逞了？你想去哪儿我就送你去哪儿，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要是能早点出来，也就会早点又回来见我。” 也许是吧。管它呢。 新新监狱位于纽约州北部，是美国最著名的监狱。纽约市的犯罪分子管进新新监狱叫做“去上游”。 新新监狱的真正名字叫“奥新宁”，印地安语，意即“石头叠石头”。 瓦拉奇在监狱里闲来无事，跟着几个“难友”迷上了练肌r，用现如今的时髦话叫“健身”。日子过得飞快，转眼9个月，瓦拉奇又回到了纽约。 但是，重获自由并不意味着能“重c旧业”。在瓦拉奇离开的那段日子里，“分秒帮”又有了新的司机。鸠占鹊巢，瓦拉奇只得另起炉灶。他先是纠集了几个“毛孩子”自己干，并很快攒足了钱又买了一辆二手派卡车。鉴于上次的教训，瓦拉奇在注册时用了一个假名。不久，在一次抢劫布郎克斯毛皮仓库的行动中，瓦拉奇头部受重伤。 我听见一声枪响，有人叫道：“他死了！怎么办？”我后来听说，他们把我扔在东河边上的114道，又朝空中连开六枪，假装是打群架，和毛皮仓库的案子没关系。过了约摸一小时，他们跑回来看，我还躺在那里，还没有死。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抬到一个“开黑店”的医生家里。医生往我嘴里灌了几口威士忌当麻醉药，把子弹取出来了。医生说：“这小子不会死，他壮得像头牛犊子。”那都是新新的功劳。 瓦拉奇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毛孩子”们作鸟兽散。等他又能出门走动时，瓦拉奇带着他的车投靠了一个爱尔兰人组织的七人团伙，里面也有犹太人和意大利人。 爱尔兰人特没规矩，简直是一帮活土匪。他们不单抢商店、抢东西，还抢人。 有一次，记得是去的一家服装店，我把所有的人都安排在里边，只留了两个在外面放哨。等我扛着一大包西服出来时，看见那两个小子大概是太无聊了吧，居然扣下了六七个行人，用枪把他们抵到墙上，正在掏人家的钱包呢。我马上中止了所有的行动，命令全体撤退。 我很火，对那两个家伙嚷嚷道：“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蠢事吗？抢人（robbery）和抢东西（burglary）完全不是一回事，你们懂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些人会认出我们。” 真的，我不喜欢这种玩法。 更糟糕的是，每当有爱尔兰人和其他意大利人发生冲突时，便有意大利的帮主们派人来找瓦拉奇的麻烦。“其中一位叫奇若·泰兰纳瓦的，人称‘洋蓟王’，是我当时见过的最大牌的帮主。他有本事垄断了全市所有的洋蓟。我听说凡是运到纽约的洋蓟都必须卖给他。他把它们保存起来，再自己定价出售。你知道，意大利人是离不了洋蓟的。”洋蓟是一种保存期较长的西洋蔬菜。 不久，瓦拉奇又栽到了警察手里。这一次倒是和爱尔兰帮没关系，瓦拉奇是从一个叫“豁嘴”的手里接的活儿。 豁嘴是绰号，他的名字叫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听说是某个组织里的小头目。他问我愿不愿意做一间曼哈顿的绸缎庄。“那里没有‘福尔摩斯系统’。”豁嘴说。情况他都已经摸清楚了，他找到我是因为我有车。我去看了看，一辆车绝对不够，豁嘴又找来了约瑟夫·盖利亚诺，他也有一个绰号，叫瞎骰子，因为他掷骰子的时候总是闭着眼。另外还有两个人。 一开始做得很顺利，直到我们看见街角的电话亭里恍惚有个人影，就派了两个人带着铁g子过去。那个人一边跑一边叫唤，说他已经报警了。得，赶紧撤吧。但是我那辆该死的派卡不知怎么的，死活点不着火。火烧眉毛了。我们一起挤进瞎骰子的林肯车，p滚n流地跑掉了。 警察倒是没有查到我，那车不是我的名字嘛。但是他们贼精，他们让派卡一直停在那里。有个小子偷偷跑去看过几次，没有动静，就来跟我要钥匙。你知道，我脑袋里刚取出过一颗子弹，不是那么好使，就把钥匙交给他了。我妹妹也跟着他一起去。结果，让警察给盯上了。 1925年4月，瓦拉奇二进新新，刑期三年零四个月，另加上次被减刑的四个月，共计三年零八个月。 一天，我听人从报纸上读到，和我一起在爱尔兰帮的弗兰克·拉普马被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手下的人做掉了。没过多久，也是爱尔兰帮的荷兰人哈根进了新新，他被判了20年。这就是喜欢玩枪的下场！他打伤了一个警察，自己也受了伤。我去监狱医院看他，我们聊了过去的事。 我说：“你要是听我的话就好了。” “我知道，”他说，“你是对的，约瑟夫。” 他接下来说的话简直让我不敢相信。“他们出卖了你。”他说。我说我不懂你在讲什么。“他们达成了协议，”他说，“条件就是要做掉你和弗兰克两个意大利人，由奇若·泰兰纳瓦的人做。”荷兰人哈根嘱咐我要多加小心，他们既然能够做掉弗兰克·拉普马，就能做掉我。但是我没往心里去，我想新新应该是安全的。 我错了。 就在这次谈话后没几天，瓦拉奇在他自己的牢房里被人捅了一刀，凶手是同监的彼特·拉坦帕。刀子从左后背c入，一直捅到心脏下端，差点儿要了瓦拉奇的命。伤口一共缝合了38针。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瓦拉奇没有说出彼特·拉坦帕的名字。但彼特心虚，主动向狱方投案后被转到了其他监狱。
瓦拉奇备忘录（9）
瓦拉奇后来一直说新新监狱是他的学校，有两层意思。一是他终于在那里完成了七年级的学业。“我从新新出来时，已经能够识文断字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虽然没有教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至少我能够阅读了，而且还多少明白我读的内容。在我第二次进新新之前，我认大街上的路牌都得费点劲。其实我在那里受到的真正教育是关于，怎么说呢？关于人，关于人的本性，或者说，关于社会的。实际上是关于另一个社会。真的，新新监狱是另一个社会。” 对瓦拉奇影响最大的要数他在监狱里遇到的另一个犯人，亚历山卓·沃列诺，早年纽约布鲁克林最著名的意大利黑道人物之一，因谋杀罪被判无期徒刑。但是真正使瓦拉奇产生兴趣，是因为被亚历山卓杀掉的那个人是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的亲哥哥。亚历山卓对瓦拉奇讲了意大利黑帮中的两个派系——拿玻里人和西西里人——之间根深蒂固的成见和仇恨。他说：“我们拿玻里人要记住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和一个西西里人交往了，比如说，20年，成了特别铁的哥儿们。但假若有一天你得罪了另一个西西里人，你的那个铁哥儿们立马就会跟你翻脸。也就是说，永远不要相信西西里人……在你离开这里之前来见我，我会让你去找一个拿玻里人，他的名字叫阿尔芬斯·卡普利，跟我一起在布鲁克林干过，后来去了芝加哥。” 瓦拉奇在亚历山卓·沃列诺那里进修了意大利秘密黑社会的基础课。他后来才知道，这个组织叫“科沙·诺斯卓”。但当他试图深究时，亚历山卓便打住了，他说：“别着急，小子，到时候你自然一切都会明白的。你知道，有些话我现在不便告诉你。” 1928年6月15日，当瓦拉奇第二次从新新监狱“毕业”时，又碰到了和上一次同样的问题：无“帮”可归。原先的爱尔兰七人帮（加上瓦拉奇一共是八个）中，一个在监狱里上吊自杀，第二个失踪，第三个因为杀死了一名警察而被送上电椅，第四个，弗兰克·拉普马，被洋蓟王的人做掉了，另外两个死得最莫名其妙，酒后互戕，只剩下了瓦拉奇和还在新新蹲监狱的荷兰人哈根。 虽然亚历山卓·沃列诺给了他卡普利的联络方式，但瓦拉奇不愿意只身一人去人生地不熟的芝加哥。 他留在了纽约。 我要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是洋蓟王的想法，他是不是还在打算追杀我。我直接找到他的司机兼保镖弗兰克·利沃赛，也没有转弯抹角，就实话实说：“我刚出来，想知道你们老板……”等等等等。过了几天，弗兰克·利沃赛回复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别人也该干什么干什么。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会有人还翻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账。” 我回头再去找当年116道的那些伙伴，嗬，几年不见，一个个都出息了，即使没有混进去的，也都挂在了某个家族的名下，没有人还在干偷盗抢劫之类的勾当。我是没办法，我哥哥进了疯人院，父母都要靠我养活。我又拉了几个人，每周打劫个三两次，能弄到1500美元左右，但是一平均下来，每个人到手的也没有多少。 1929年年初，豁嘴从监狱里出来了。他是1927年因为抢劫进去的。我对豁嘴说我也想入伙，他说这得等。他说你老实呆着，我来替你安排。 就在我等着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父亲去世了。那天我看见老爷子在我的房间里拖地板，就给了他10块钱，说去买瓶酒吧。傍晚豁嘴来找我的时候，老爷子已经躺在地板上醉得不省人事，样子很滑稽。我和豁嘴指手画脚地笑了一阵，一起把他抬到床上就出去了。等我半夜里回来，老爷子还是我走时的姿势，但嘴上多了一圈泡沫。我赶紧跑到警察局里要急救车。晚了，老爷子那一醉就再没醒来过。52岁就走了。 还有就是，我有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她叫梅，在125道上彩虹花园的舞厅里工作，犹太人，挺好看，也挺温柔。我们交往了六个星期，有一天她忽然说，她在布郎克斯租下了一套公寓，还订购了家具。我说不行，我连固定的收入都没有。她说没关系，她有工作。我就说：“ok，哪天要是不乐意了，你尽管回娘家。”梅的最好的女友是弗兰克·利沃赛的太太，我们经常走动，都成了好朋友。 ………… 豁嘴引荐我认识了巴比·多义耳。他鼻梁塌塌的，一看就是打架给打坏的。但是他举止斯文，讲话很慢。有一天他问我：“你的那几个人怎么样？”等等，又问我能不能尽快找到六七个不错的小伙子，我说没问题，我这就能给你找来一打。他又问我和弗兰克的关系，就是弗兰克·利沃赛。我说：“他这个人没说的，我从新新出来后就是仰仗着他才和方方面面都搞定的。你问这干吗？” “没事，随便问问。”他说。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不是随便问问。 巴比·多义耳是西西里人，我想起了新新监狱里亚历山卓·沃列诺说的话，心里不踏实，就去找豁嘴。豁嘴说：“你想到哪里去了，都什么年月了还讲这些。拿玻里人和西西里人之间的那些老账早就没人算了。大家不都在一起混吗？” ………… 又过了一段时间，巴比忽然说，要带我去见汤姆·卡里亚诺。我当时只知道汤姆是一位大腕人物，不知道他就是瑞茵纳家族的二老板。汤姆身材魁梧，稍微有点秃顶，穿着举止都非常体面。他是一位大商人，手里攥着好几样生意，别的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也做建筑业，因为从前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那次汤姆说某某建筑工会的两个小子跟他捣乱，要我和一个跟我一起干打劫的小伙子去把事情给摆平了。汤姆本来是要付我钱的，我说我不图钱，只想结交他这个朋友。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必须认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才能跳出偷盗抢劫这个行当。你得让别人了解你的为人，当你是条汉子，所以不能要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