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天，父亲回来了。坦白地说我们都非常惊讶，因为所有人都默认他战死在欧洲了。我已经有七年没见过他了，连一封信也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多半也是，只是掩饰得比我好。他想念的是一个把他奉为英雄的八岁男孩，结果回来时见到的却是一个阴郁的青少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我送到寄宿学校，而不是离家更近的那家中学。”

“生活似乎一度恢复了‘正常’，相对战时而言。家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于是在政府提供的临时落脚处住了半年左右，爸爸重新在银行里找到工作，这才搬出了那个空荡荡的水泥盒子，租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我只有圣诞节才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爸爸一个人在那里。”

“1948年复活节，父亲到学校来看我，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士，卷发，穿了一件棕色披肩。爸爸说她的名字叫苏西，在退伍jūn_rén俱乐部工作，帮了他很多忙。苏西和她的女儿我的继妹特里莎已经搬进了我们的公寓里。他们打算夏天结婚，正在物色更大的房子。我对此没有意见，更准确地说是没有什么感觉，我和我父亲早就住在不同的世界里了。”

“这几年里，你和卢瓦索先生就这样失去联络了吗？”记者问，跳上一块湿滑的礁石。

“他给我写过一两封信，然后就再没有到了。我回到了伦敦，康妮姑妈和我的表亲们也搬了一次家，没有留下邮寄地址。”

“但你是知道他的地址的。”

“是的。”普鲁登斯心不在焉地回答，眺望着地平线，“这么说吧，我当时有别的事情要担心。新学校，两个新的家庭成员。看，里弗斯先生，灯塔。”

记者至少花了一分钟，才找到伫立在远处岩礁上的灯塔，浪拍打着礁石，溅起泡沫状的水花。和诺曼底海岸那些可爱的、专门用于吸引游人的塔楼不同，这个灯塔看起来荒僻而冷漠，连鲜艳的红漆都不能掩盖这一点。记者拉紧了外套，低下头，跟着普鲁登斯向灯塔走去。

1952年，牛津。

父亲把车停在离高街还有两个路口的地方，再次问哈利是否真的不需要帮忙。哈利再次重申不需要，把行李搬下去，道别，站在路边看着车开走。

写着地址的纸条在外套口袋里，但哈利已经把地址记熟了。首要问题是，他得知道自己此刻在哪里，这个城市已经习惯了迷茫的新学生，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三次问路和两次路过同一条小巷之后，哈利总算找到了他接下来几年的落脚点。宿舍是栋不起眼的木石建筑，出于他不能理解的原因，门并不开往街道的方向，因此人们不得不先钻进仅仅容得下一个人和一辆自行车的窄巷，绕进杂草丛生的花园，才能到达狭窄的门厅那里今天挤满行李箱，不停有人进出，互相挡道，撞到手肘和肩膀，低声道歉。哈利小心翼翼地跨过各式箱子和忘在地上的马球棍，走到门房面前。

门房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头上只剩下耳朵旁边有一撮白发。他让哈利在一张表格上签名，把钥匙交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