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简妮刚下课，要离开教室，她嘴里吃着一个苹果。系里的秘书就找到她，告诉她，这次微观经济学的paper她没有成绩，海尔曼教授明天下午下课以后，约请她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我写了，也按时交了的。”简妮含着苹果，将脸涨红了。她心里升起了不祥的预感，“会有什么不妥？”她问。

秘书耸着肩膀摇头，表示不知道。

看到简妮真的着急，秘书伸手抚了一下简妮的手臂，安慰她说，“也许只是一次谈话，马上就能解决的。”

简妮心里充满了惊弓之鸟的感觉。她回家，就去敲ray的门，ray已经修过微观经济学。她问ray，他也猜不出有什么值得教授不给成绩，而且约见。简妮察觉到ray犹豫了一下，看着她不说话，就问：“你好象有话要说，告诉我好吗？”为了不要使自己显得太急，简妮还开了一个玩笑，她说，“我们可以做个交易，你给我一些提示，我再给你做一个中国汤，我可是会做好多种中国汤。”

ray看着简妮，有点为难：“我不想让你难过。但我又想帮你。”

简妮的心“忽悠”一声沉了下去：“你别吓我。”她勉强笑着说。

“要我说吗？我也只是猜测。”　ray问。

“你说。”简妮眼巴巴地看着ray，他看着她，流露着温柔的抱歉。简妮的心软了一下，这是她第一次在男孩子的脸上看到对自己这样爱护的表情。ray一定想不到，在交大，男生们叫简妮“德国坦克”，她是没有感情的，无坚不摧的，隆隆向前的。她的功课曾经好得让他们认为“不是人所能为”。那些叫简妮“德国坦克”的同学，也一定想不到简妮此刻心里如天崩地裂般的惊恐与不解。

“要是你的作业是作弊的，被发现了，就会被教授约谈。”　ray说。

第七章　individuality（16）

“什么叫作弊？”简妮吃惊地问，在中国，考试偷看别人的答案，叫做作弊。

“你抄袭。”　ray说。

简妮急了，她轻声叫起来：“我没有，一个字也没有，完全是自己写的。”她看看他的脸色，强调说，“我说的是真的。”

“好的。”ray点点头。他看着简妮，她与刚开学的时候相比，整整瘦了一圈，好象连个子都变矮了。她面色苍白，在她薄削削的下巴上，能看到一条发青的小静脉，象地图上的河流那样在她的皮肤下蜿蜒，但她的眼睛却格外的黑亮，象发烧的人。他知道，简妮为功课花的时间，是他不能置信的。她的房间有时竟然会通宵亮着灯。她虽然用力做出轻松的样子，但他看到她紧抿着嘴唇，压制着它们的颤抖。

他猜想，简妮恐怕真是抄袭了。要不，她这么紧张干什么。

ray隐约感到简妮有时不说真心话，她常常在身后藏着什么，他不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天性，就象美国人说的那样，中国人天生爱说谎。还是因为自己误解了简妮。ray不习惯和简妮这样相处。所以，他说：“那么，也许，教授是要特别夸奖你。”

这话在简妮听来，有点异想天开的意思。她不相信海尔曼教授会为了夸奖她而约见她，在seminar上，她都不敢看他的脸，生怕他会注意到自己，会叫自己起来发言。海尔曼从来没将简妮发言的任何一个词写到黑板上，作为讨论的关键词。简妮看出来，他不认为自己能提出什么有价值，或者是有趣的观点。他对她没什么信心。

她认为ray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她听出来他话里相反的意思，虽然它层层包裹在客气里。这更加刺痛简妮。

“哈！”简妮短促地笑了声。她借此含混地表达出自己的自知之明，同时也表达出一个优等生的不在乎。简妮惊慌地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在中国时对自己学业的自信。对老师赞扬的当仁不让，现在，在她看来，已经不敢当，甚至不敢想。自己笑得这么短，就是自惭形秽。

简妮好不容易等到海尔曼教授约见的时间，心蹦蹦跳着，去了他的办公室。海尔曼教授和教务主任已经在等着她了。她看见，自己的paper正平平整整地放在教授的桌子上，象已经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死去的耶稣。

海尔曼教授委婉地开始：“我们知道你的英文程度很好，你是一个用功的学生，考试没问题，”坐在简妮对面的，长着一个犹太式鼻子的教务主任也满脸都是关切的表情，好象面对一个重病人。简妮迷惑地听着，她感到教授慢慢地兜着圈子在接近主题，就象打青霉素的时候，护士会先在肌r上捏几下那样。“让我困惑的是，你文章的观点，我太熟悉了。”他脸上的痛苦表情，让简妮想起，他在同学们的课椅和龙飞凤舞写满关键词的黑板之间穿梭时的样子。那时，他脸上的痛苦是创造的痛苦，没有现在的遗憾。

简妮终于明白，他们真的怀疑简妮抄袭。

“我没有，我发誓。”简妮压低嗓子喊了声。

“但是，这一点，还有这一点，显然不是你自己的陈述。”海尔曼教授将简妮的作业从桌子上推向简妮，他在她的作业上面用铅笔划出一些段落。简妮看了看，那都是她引用教授推荐书目里的相关段落，是她赞同的观点。

“是的，你可以赞同，但那是别人的观点，不是你的。”教授说，“这篇作业的要求，是请写出你自己的观点，不是要你复述你赞同的观点。当然，我能理解，你自己的观点会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你必须引用一些别人的观点，但要是这样大段的引用，你需要注明，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

“对不起，我不知道。”简妮说。她看到海尔曼教授责备地看了她一眼，“他一定觉得这样辩白是令他吃惊的无耻吧，但这却是真实情况。”简妮心想。

“好吧，我可以算没有人告诉过你基本的常识。”海尔曼教授说，“这还不算问题的关键。”说着，他将简妮引用的段落一一划掉，然后给简妮看；“你自己的话，只剩下一些连词，或者起到连词作用的句子。”

简妮看着教授手里握着的蓝色铅笔象剔r刀那样，礼貌而坚决地肢解着她的第一份paper，不得不承认，他说得那么难听，但他说的有道理。她浑身疼痛地看着，仿佛教授那灵巧的蓝色铅笔肢解了她的身心，它们变成了碎片。她被准确地告知，她是个没有自己思想的人，在美国，没有什么比这个评价更负面的了。虽然海尔曼教授和教务主任分头坐在办公桌的两边，他们三个人的座位，看上去象是在开个小会，虽然他们两个人的脸上充满了关切的表情，更象小时候发烧的时候父母看自己的表情，而不象在责备，但简妮还是无法从鲜血淋漓的羞耻中挣脱出来。

教授停下手来，说：“很抱歉，简妮，这就是我不能给你分数的原因。你的句子很漂亮，文法上的错误比有些美国学生都少，你知道，本来这也是我产生怀疑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教务主任先生解释了，那是因为你在中国背诵过大量英文作品的缘故。我很佩服你的认真，我也愿意相信你不是有意要挑战我的阅读量，但我无法给你分数。”

“你需要重做。”教务主任说。

“也许，我要开始学习怎样找到自己的观点，然后，怎样表达出来。”简妮索性一刀挑开自己的痛处，她到底是个骄傲的人，“我是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训练，在中国的学校里，常常要是学生不按照老师的方法学习，就拿不到分数。没有人鼓励你说自己的话。但是我知道，现在我是在美国，我要学习找到自己，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我猜想，这也是我上seminar时，很难加入大家讨论的根本原因。”批判自己的疼痛和羞耻，使简妮变得很兴奋，她收不住自己的话，“我象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只管读好书，保证每次考试成功，我做过的卷子，摞起来的话，真的象我的人一样高。我没有机会发现自己的问题。现在，可以将课本上的东西完成得毫厘不差，懂得揣摩老师的心思，考试的思路，但无须用自己的观点去分析事物。因为老师关心的只是，你有没有掌握他教的知识。因为我父母将他们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出人头地上，所以我比别的孩子更努力做到老师的要求，我是那么努力，甚至超过了父母的期望。”简妮说到这里顿了顿，她想起ray说过的话，她认为海尔曼教授会象ray那样想的。但是，过去的情形却出现在简妮眼前，开始的时候，她的爸爸还象其他家长那样，抽空检查她的作业，告诉她说上海学校的功课比新疆的难，要是不多学一点，回上海一定会赶不上学校的进度，特别是英文。但是，很快，她的爸爸就发现简妮学得又多，又好，又快，而且从来不需要家里人督促。爸爸和妈妈都感叹，简妮小小年纪，就懂得了危机和努力。懂得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回上海。她的妈妈还为此落了泪。

第七章　individuality（17）

“我们美国教授关心的是，一个个体的人怎样创造性地学习。”海尔曼教授说，“你有你的自我，这才是一切学习和研究的基础。”

“是的，我现在找到了自己为什么在美国学校里感到破碎和痛苦的原因了。”简妮说。

海尔曼教授说，“我相信你能做到，你是一个勇敢的女孩，我看出来了。”他望着简妮

鼓励地笑了笑，“我很高兴你是这么想的，但愿我没有扼杀你，而是激励了你。”

“你没有，我感谢你能这样告诉我。”简妮肯定地说。

从海尔曼教授的办公室里出来，路过楼梯口的废物箱时，简妮把手里握着的paper撕碎，扔了进去。

教学楼外面的草坡上，三三两两的学生躺着晒太阳，读书。大地阳光灿烂，留着夏天最后的暖意。书上说，这种天气在美国叫“印地安之夏”，强烈的温暖里带着稍纵即失的伤感。秋天的草坡，开始变得干燥而芬芳，但仍旧绿意葱茏。灰色的野兔飞快地跳过草坡，钻进橡树的树d里。简妮有点恍惚，她慢慢在草坡上走着，突然，她看到几棵白杨树，它们洁白的树杆上也长着一些看上去象安静的眼睛那样的树叉，它们的细小绿叶也在枝条上索索抖动着，一切都象阿克苏的白杨树一样。简妮走过去，摸了摸它们，她以为自己会哭的，那份象受难耶稣般躺着的paper也让她疼得直哆嗦。但，简妮发现自己的眼睛里并没有眼泪，甚至心里也没有什么悲哀。她只是有点恍惚，腿脚有点象高烧时那样发软。于是，她靠着白杨树坐下，然后又躺下，将身体平放在开始发干了的草地上，感觉自己就象刚刚被撕碎了的作业纸。

该撕碎的，终于被撕碎了。简妮想，“那么，什么是我的individuality呢？”海尔曼教授总是提到这个词。

第八章　邦邦邦——邦，宿命在敲门（1）

万圣节来了，美国也进入了每一年的holiday　season，举国上下都忙着过节。万圣节放在家家户户门口的南瓜和鬼偶还没收掉，感恩节的南瓜黄就出现在商店的各色橱窗中，礼物的包扎缎带几乎都是金黄色的了。然后，圣诞节的绿，红，金已铺天盖地而来，连公路边连一张椅子都没有的糖纳子外卖店里，也整天播放o唱的《白色的圣诞》。同学们的心思已经散了，纷纷回家过节。晚上，ray他们的电话里，都是家里人来问行程的。简妮在自己房间里用功，听到走廊里的电话铃响，她都等别人去接，因为她知道，那些电话与自己都无关。

但是，她的心里，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会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浅浅的惆怅中，她有点兴奋，她想在大家都放松学习的时候，自己抓紧机会，狠狠精读一些书，狠狠抓一下功课。在班上成绩流于中游，让简妮实在不甘心。伍教授指点她说，要多看美国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他认为最新，最能刺激人思维的，是那些首先发表在重要经济学刊物上的文章。

有一个晚上，电话铃响，那时，同住的同学都已经回家了，简妮以为是电话推销。寂寞的时候，她常常假意对推销的东西有兴趣，借此和人说说话。但这个电话却是婶婆打来的。她要简妮抽空到她家里去一次，她想要让简妮去挑一些用得着的东西带回新泽西，“idying。”她说。

简妮吓了一跳：“发生了什么？”她问，“你在哪里？”她眼前出现了叔公在某一个早晨突然肿得象荔枝一样透明的脸，他的眼睛大大地睁着，黑色的眼珠里有象切开的白罗卜那样的花纹。他离开家去医院，临走前，也对简妮说：“idying。”

“我正在家里等待我的死亡。”婶婆平静地说，“但我想，它还不会这几天就来。”

“它？”简妮不明白。

“死亡。”婶婆说。

于是，简妮去了婶婆家。

象往常一样，爱丽丝在自家那一层楼的电梯口等着简妮的电梯上来。在楼道香水，咖啡和犹太人家做糖饼那强烈的融化了的糖的甜气里，隔着电梯门，简妮看到爱丽丝穿了对襟的缎子袄，宝蓝色的缎子上织着金色的菊花，衬着她新烫的白发，富丽堂皇的。“她哪里象就要死去的人！”简妮松了口气。

她们贴了贴脸，简妮闻到婶婆身上香水里面混着口腔里散发出来的淡淡酸腐。

爱丽丝上下打量简妮，说：“我的印象没有错，你的身材与我从前是的确差不多，五尺四寸多吧。我想让你来挑一些你用得到的东西，特别是我的礼服，鞋子，你要是在美国住下去，又是读经济，肯定用得到那些行头。还有我的书。家具我答应给托尼，他喜欢我的家具。”

“你说得那么吓人。”简妮笑着抱怨说，“你看上去比一般的老人气色还要好。”

“每个人在死以前，自己总是最先知道的。我当然也知道。”爱丽丝说，“上帝给了人足够的时间准备，我也不能浪费时间。”

来到客厅里，经过鲜艳的圣诞红，在茶几上，她看到婶婆为她准备好了的杯子，还有一小壶温在蜡烛盘上的红茶。婶婆将月饼切成四小块，当茶点。一切都与从前一样，体面，讲究。爱丽丝衣服上的盘钮，滚着一层细细的金边，夹袄的领子又高又硬，分毫不差地裹着她的脖子。她想起叔公躺在一堆各种颜色的管子中间的，没有穿衣服的身体。他的肚子，象一个泛着胆汁颜色的大号热水袋。

“我有点喘。我的血管和心脏已经太老了。”爱丽丝滑进摇椅里，象一个缎子面的抱枕。她说，“你自己去选合适的东西吧。书房里的书也可以拿去，中文书我已经让格林教授挑过一遍了。”见简妮还坐着，瞪着眼睛看她，爱丽丝冲她挥挥手腕，“去吧，我要休息一下。去。”

简妮急忙起身，退到走廊里。她想到，爱丽丝从前走路时不肯让人搀扶，便明白了，如今她也不愿意别人看到她的狼狈。简妮站在走廊里，忍不住偷偷看她，她倒在摇椅上，用力吸着气，象一条跳出水面的鱼。但她的脸色却丝毫没有改变，简妮想，这是她化过妆的缘故。

在玄关墙上椭圆的意大利镜子下，放着爱丽丝从巴厘岛带回来的雕花木箱子，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爱丽丝告诉过她，箱子上的雕花，刻的是一个故事，巴厘人喜欢把故事刻在木头上。简妮在一棵树下找到了那个光着身子的小孩，他象非洲人一样，长着滚圆的额头。他就是那个故事的主角，千辛万苦地找他的妈妈，象中国《沉香救母》那样的故事。那个小孩被许多次抚摩过，他的身子被手摸得乌亮，从层层叠叠的树木花草中突现出来，象一块嵌在木头里的玉。箱子上铺了块中国刺绣，在刺绣上压了一只从捷克带回来的玻璃缸，那是爱丽丝第一次跟教师联谊会组织的旅行团到欧洲旅行的纪念品，那是她最早的一次旅游。她还是纽约大学的代课教师，晚上还在唐人街上唯一的上海餐馆里打工，以换来免费晚餐和小费。这次，玻璃缸里养了一大丛福建水仙花。每次简妮看到那个漂亮的波西米亚玻璃花瓶，都会想到格林教授书里引用过的，那个一百年以前的美国记者到王家采访后，在报纸上对王家富丽堂皇的客厅的描写：“到处摆放着巴洛克风格的烫金家具，玻璃橱里陈列着整套来自波西米亚的昂贵玻璃器皿，从喝葡萄冰酒到喝加冰威士忌的杯子，一应俱全。当然也有来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小雕像和油画，几乎象一个小型的宫殿，那种在西海岸式的暴发户风格令人瞠目。”简妮总觉得，走廊里的这些东西，好象是从那个被描写过的客厅里搬过来的。其实，在范妮的缝纫机书桌上，她见到过家里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只玻璃车料香傧酒杯，范妮将它当花瓶用，那只货真价实的酒杯，倒没给简妮这种感受。

第八章　邦邦邦——邦，宿命在敲门（2）

她回过头去，看到爱丽丝脸上的皮肤象湿被单一样重而无力地挂了下来，象一张彩色的面具。简妮意识到，这大概就是自己与爱丽丝最后一次见面了。她也会象亚洲的大象那样，独自找一个地方去死，不让别人看到。就象范妮，即使是疯了，也不肯在鲁面前失去自己的自尊心，就象乃乃宁可永不见面，也不想看到彼此的凋零。这时，简妮突然相信了婶婆为乃乃失踪的辩护。原来王家的女眷们，都是这样要面子的人。远远眺望着爱丽丝垂死而鲜艳的脸，简妮奇怪地感觉到一种清爽和凛冽，就象阿克苏隆冬时候的朔风，锐利的寒冷象小刀一

样细细剜痛脸，鼻子和耳朵，但简妮总是在那样的疼痛里感到振奋。

走廊衣帽间的门已经被打开，里面的灯也开了，远远看见，里面的衣架上挂满了长长短短的，用白色的龙头细布遮着的衣物。她想，那一定是爱丽丝为自己准备的。她走进去，衣帽间里中国丝绸甜涩而脆弱的气息扑面而来。简妮想起来，与妈妈去老介福买窗帘时，路过丝绸柜台的时候曾经闻到的那种气味，那是因为丝绸堆积才会有的气味。简妮轻轻将蒙在衣架上的白布拉开，里面露出了满满一架子旗袍，还有与旗袍配的小毛衣，有扣子的，没有扣子的。以及披肩，羊毛的，针织的，丝绸的，纱的。长长短短的旗袍下摆，腿边开叉的地方，露出吊在里面的白绸子衬裙，衬裙边上，缀着短短的一层蕾丝。简妮发现，有一些蕾丝是棉线织的，不是尼龙的，它们已经泛了黄。她用手翻动了一下那些旗袍，有万字花的，有团花的，有菊花的，黑底金花的，秋香色的，藕荷色的，猩红的，宝蓝色的，那都是织锦缎的夹旗袍，冬天穿的。还有丝绸的单旗袍，花色更活泼点，简妮猜想那是春秋穿的，还有下摆更短的，简妮猜想那应该是夏天穿的。柜子隔层里，放着一排高跟鞋，各种颜色的，简妮猜想，那是为了与不同颜色的旗袍相配。

这是简妮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旗袍。她没想到，婶婆的礼服居然全都是中国旗袍，那是早已经退出中国人生活的古董，如今只有餐馆门口的领位小姐才穿。她想，要是ray见到这个衣帽间，不知会怎样的羡慕。格林教授的书上说，王家虽然住在一砖一钉都从美国运去的西式豪宅里，但每逢重要的日子，全家一定全穿地道中装，行中国大礼。格林教授列举了好几家买办家的生活方式，情况都差不多。完全不是想象中那样全盘西化。简妮翻看着爱丽丝的旗袍，得到了证实。配旗袍的鞋，却大多是意大利产的高跟鞋。照书上的小标题，那就是“世界主义的生活方式”。格林教授在书上说到，早期大买办家庭，大都坚持中国式的生活细节，听京戏，虽然他们用英文演京戏。穿中式服装，虽然搭配意大利皮鞋。吃家乡菜，餐后也许喝一杯浓咖啡，解掉菜中的油腻。这种生活细节，与他们连一个钉子都从海外进口的宅子和他们完全西化的教育背景奇异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他们自己的风格。“失去了文化差异的风格”。他们的风格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上海世界主义的商业面貌，是买办们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变革者的实例。

第一遍在格林教授的书里读到这些话，简妮并不真正懂得里面的意思。她只是惊喜终于还有人为自己的家说好话。此刻，她细细翻看那些精致的旗袍和它们的配件，发现了它们包含着的虚无和自由，它并不真正属于任何一种文化，它象是石头缝里爆出来的。

简妮从没想过，自己会突然继承一屋子这样的衣物，简直一辈子也穿不完。她也没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都穿旗袍当礼服，象爱丽丝照相本里的那些王家女眷。她以为那些奇异的装束早已经成为遥远过去。她没有料想到有一天，它会象暴雨一样向自己落来。

她从架子上抽出一件白色滚金边的旗袍来，它看上去象一架巴洛克式的钢琴。

这件衣服很眼熟，她想，在什么地方见到过。爱丽丝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显得那时的阳光十分明亮，她们在照片里穿的，大多是浅色的旗袍。然后，简妮想起来，格林教授的书里，有爱丽丝穿这件旗袍的照片。她和几个美国女生，站在一栋有落地窗的建筑前面，好象那是卫斯理学院的宿舍。在四十年代穿着高腰蓬蓬裙的美国女生中，爱丽丝将两条胳膊款款架在腰际，白旗袍妖娆而严密地遮着身体，非常特别，也非常融洽，那是一种古怪的美丽。现在，简妮看清楚那白色的缎子面上，织着隐隐的大朵菊花，是古板风雅的中国情怀。而那白色与金色的搭配，却是繁复富丽的巴洛克风格。简妮突然想起了ray，又想起了唐人街的亨利。史密斯，她不知道要是他们看到这些东西，会怎么想。

她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手里拿着格林教授书里的衣服，就象童话里的孩子拿着天堂里镜子的碎片。她没想到，爱丽丝的这件衣服，就将成为自己的礼服。她也可以穿着它与自己的美国女生一起照相，或者跟ray一起照相，象乃乃依在爷爷的黑色汽车前。

旗袍上的盘扣和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