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抱歉，没有能把笋干带给你。”范妮再三表示抱歉，她小心地引导婶婆说上海话，她想，那么多年，她生活在美国，说英文，大概乡音会让她变得有点多愁善感，像那种抱着亲人痛哭流涕的老华侨那样。“你想上海吧。”

“不，不是真的想。”婶婆否认说，“就是想，也是想我年轻时代的那个上海，而不是现在的上海，我的上海已经消失了。现在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比纽约还要陌生的地方。”婶婆随着范妮，说起上海话来。就象叔公说的那样，与爷爷说的口音有所不同。她的口音里面有一些“er”。但是，婶婆很快就又转回英文，婶婆说英文时的声音和说上海话的时候不一样，突然声音就低了下去，不象她说上海话时那么妩媚。好象她说英文比说上海话要更自在和自如，也更庄重。她呈现出和《良友》画报上的柔和的上海老式女人不同的硬朗。范妮的心里有点失望，也有点羡慕。

婶婆家的客厅里放满了中国古老的家具，j翅木椅子背上嵌着兽骨拼成的梅花，大青花瓶子里c着枯了的红玫瑰，在走廊上挂着山水的画轴。范妮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看到过的东西。很小的时候，在弄堂里，上幼儿园回来，家家的大门都敞开着，从里面搬出东西来烧和砸，每家的屋子里，都搬出来那么多东西，象山一样堆着，被抄家的房子前，还有大堆的红木家具堆着，等待大卡车来搬走。那些东西，就象婶婆格林威治村的家，好看得有一点闷人。范妮以为婶婆的家会像茜茜公主的宫殿，是巴洛克式的但没有想到会是一个有红木家具的客厅。范妮其实从来看到过用中国的老式家具布置出来的客厅，在走进纽约的婶婆的客厅以前。

爷爷早在郎尼叔叔出事以后，就将家里的整套红木家具送到旧货店里去卖了，将乃乃的钢琴送给了街道办的幼儿园。那钢琴是乃乃的陪嫁，是一个从奥地利来上海的犹太制琴匠用手工做的，琴的共鸣箱底，还有他的签名。还是维尼叔叔后来带范妮到那家街道幼儿园去，指给她自己家的琴。幼儿园的老师们都知道这件事，看到他们来了，都主动带他们到放着钢琴的屋子里去，好象同情他们对钢琴的感情。钢琴盖上，被人放过热茶杯，有点烫坏了，老师用胖胖的手指抚摩着那个印记，很抱歉的样子。爷爷甚至把家里的一楼主动送给国家，由房产局作为国家拥有的房屋，分配给了一户教师住。在范妮的记忆里，家里从来都是漆了棕色油漆的普通家具，大衣橱的镜子也和别人家一样是变形的，因为质量低劣。然而，当弄堂里抄家声响成一片时，她家是弄堂里最干净，也是最安静的人家，即使是楼下的教师家，也有学校的红卫兵来抄过家。那时候，家里人提心吊胆，怕也被人抄家，爷爷着维尼叔叔将他存着的唱片统统送走，连英文词典也送走。但是，家里却一次也没有被人来抄过。说到底，爷爷是个埋头画图纸的老助理工程师，从来没被走资派重用过，平时就像块铺在路上的石子一样与世无争。过后，维尼叔叔一直心疼被那些烧掉，扔掉的东西，维尼叔叔认定它们再也找不回来，也再买不到了，就象那个旧社会一样。但爷爷从来不置一词。

“我欢喜在客厅里用中国家具。在纽约把它们找齐了，真的不容易。但是，你知道，我除了爱旅行以外的爱好是什么？就是去找老式的中国家具。我喜欢它们的情调。”婶婆对范妮说，“将它们换一种摩登的风格摆放起来，最让人舒服。这是我从维也纳的青春艺术风格里面学来的。你晓得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做什么？我常常在家里自己把家具摆来摆去，就我一个人，像苦力一样工作。但我最享受摆出一个新风格的乐趣。”

范妮一点也没有想到，婶婆是这样的人。

沙发前的嵌骨茶几上，已经放好了几个细瓷的小碟子，里面放着黄油曲奇，切成四小块的糖纳子，黑色的巧克力饼干，牛奶壶，糖缸，还有两套茶杯。这是专门为范妮准备的。“make　yourself　fortable。”婶婆吩咐说。

婶婆家的沙发到底老了，一坐下去，就软软地往下陷，象在梦里从楼上堕下的感觉一样。范妮努力维持着端正的背脊，不把自己的头靠到软垫上去。她也要自己和婶婆的风度相衬。

婶婆打量着范妮，突然微微笑了：“你的嘴让我想起甄展。”

“真的啊。”范妮对婶婆笑，“我家都是这样的大嘴，象黄鱼。”范妮一边开自己的玩笑，一边紧紧地掐自己的合谷x，想让自己的胃安定下来。

“甄展有没有告诉你，你其实长得更象你乃乃。”婶婆说，“你的手指长得像。她的手指最漂亮，所以她总是不停地买好看的戒指，吸引人注意她的手指。她是个city　girl。”

这真让范妮吃惊，她张开自己的手看了看，她还一直以为自己和简妮的手都长得好，是因为像妈妈，因为爸爸和郎尼叔叔的手都像农民一样粗大，维尼叔叔的手长得像爷爷一样。原来自己像乃乃啊，她马上想到了爷爷对自己的疼爱。

“我们家的照片全部被爷爷烧掉了，怕被人抄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乃乃的样子。”范妮说。

“全都被你的爷爷烧掉了？”婶婆挑起她的眉毛，“他会做这样的事情？范妮是最喜欢照相的人，你爷爷也是最喜欢玩照相机的人，你爷爷为你乃乃照的相，还摆在百老汇大厦楼下的照相店橱窗里过，他把照片都烧掉了？”

“他怕别人来抄家。”范妮说。她想起爷爷，他从来都不说从前的事情，什么都不说，要是有人问起，像饶舌的维尼叔叔，他就是有本事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照样什么也不说。这也是为了怕家里的事情终于传出去，惹来灾祸吧。他也从不说乃乃的事。以至于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维尼叔叔告诉范妮的，而范妮常常怀疑那些事情是疯狂怀旧的维尼叔叔自己幻想出来的。

“我会为你找来看，我这里还有许多。”婶婆许诺说。

“你总晓得你的乃乃也叫范妮吧？”婶婆说。范妮想起爷爷的嘱咐，要是见到乃乃，一定要告诉乃乃，自己的名字叫范妮。乃乃1955年离开上海去香港，范妮1964年出生。原来自己叫范妮是这个原因，甚至连爸爸妈妈都没有告诉过自己。维尼叔叔会告诉自己的，但显然维尼叔叔自己也不知道。

这家里，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呢？范妮想。

“你见到过我乃乃吗？他们说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乃乃的人。”范妮问。

“我在看唐人街过年游行的时候遇见她，还没有说两句话，人一挤，就散了。现在我才知道她是要避开我。”婶婆说。

“为什么她不想跟我们家联系呢，其实爷爷真的一直很想她的，不过他什么都没有说。就是我也是刚刚知道自己叫范妮，是为了纪念乃乃，维尼叔叔告诉我说，爷爷大概以为，那时候乃乃叫他申请到香港去，他没有申请，乃乃记恨他了。其实，当时上海的情况是，乃乃走了不久，申请到香港去，就越来越严了，好象你要叛国一样。要是勉强去申请，不要说不能批准，把柄也被别人抓在手里了。爷爷在造船厂这种要紧的部门工作，爷爷以为共产党会让他参加设计。”范妮说。

“甄展是这样的，他一直有精英思想的，他恨国民党的愚蠢，所以他有点粉红色。那时候，这是大学生里面最时髦的。”婶婆说，“他和你的乃乃真的不一样。你乃乃，你看到照片就知道了，是摩登人。但是，他们两个人真的相爱，他们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就一直像鸽子一样，不停地亲嘴。”婶婆说着笑起来，摇着她满头整齐的白色卷发，“他们是维尔芬街上最性感的中国人。”

“什么叫粉红？”范妮问。

“就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又不是共产党，那时候我们叫他们pinker。”婶婆说。

爷爷居然会愚蠢到倾向共产党的地步？范妮被气得笑了出来。她想起来郎尼叔叔脸上对爷爷永远爱理不理的样子，爸爸和爷爷之间的隔膜，还有从不说人不是的维尼叔叔对爷爷的遗憾，而爷爷的脸总是像尘封的门一样。爷爷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吧。

“难怪后来我们找乃乃，都是由维尼叔叔出面的。”范妮说，“爷爷不好意思自己再出面了吧。他的粉红色，把我们一家人弄得家破人亡的。但是，”范妮又接着问，“她为什么不要我们了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家在上海已经问过了一百遍，一千遍。

在上海的家里，虽然大家都不说什么，可都在心里想，乃乃是嫌他们要出去靠她，太麻烦。他们都有那种被抛弃的穷亲戚的悻悻然，但是还是不能相信乃乃对自己的骨r也会这样。还有广泛的猜测，乃乃在那里有了新家，有了自己的男人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多年，一个人。但从亲戚们那里来的消息说，乃乃并没有另外组织家庭，她一直是一个人。乃乃一直是王家的一个谜，一个至关重要的谜。

“我不是真正晓得，但是我猜想，大概她过得不如意，就不想让大家知道，更不愿意你们在上海的人知道。好多上海人，老是把美国想得像天堂一样。要是实际情况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好，大家就失望。托尼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将亲戚担保出来了，亲戚到他们家一看，没有住在第五大道上，而是住在新泽西的老房子里面，就看不起他们了。将他们家的人真正气煞。你乃乃是最要面子的人。”婶婆说，“你们到处找她，吓得她连跟我们亲戚的联系都断了。”

范妮看着婶婆，简直不能够相信她的话。这一切，仅仅因为乃乃面子上过不去，也就是虚荣心？乃乃她知道上海的家里人是怎样渴望要逃出来的吗？大家将她当成救命稻草。而她仅仅因为她在美国混得不那么好，就这样一避了之？

“我相信范妮会这样。她是这种小姐脾气。”婶婆说。

范妮摇着头：“那她也太自私了。”

但婶婆说：“这是她的权利。她不愿意自己的生活敞开给别人看到，这样并不过分。”

“但是我们在上海吃了那么多苦，”范妮说。

婶婆说：“这并不是范妮造成的，这是命运，她是没有吃到你们的苦，这是她的幸运，你们是不幸的，但你的乃乃不能因为住在纽约，就要为你们在上海吃的苦承担责任，对不对？她并没有责任。”

这是范妮所没有想到过的。但是，还是感到不能接受这样冷酷的解释。

“那你知道乃乃住在哪里吗？”范妮不甘心地问。

“不知道。好象是在唐人街里住着，或者附近。她不愿意多说。”婶婆说。

要是这样的话，乃乃也太自私了。范妮想。

她们沉默下来。

婶婆家里也有种香水和咖啡以及忌司混合在一起的外国气味，和着强烈的暖气潜来，范妮的头晕和恶心再一次席卷了她整个发软的身体。范妮的英文在舌头上打着滚，好象控制不了它的发音，时态的错误滚滚而来，让范妮深深感到羞耻。她还是尝试着说上海话，但婶婆却说着说着就回到英语上去了。这短暂的沉默，让范妮松了口气。她的心里突然感到有一点惘然：新生活是真的来到了范妮面前，但是，处处都是意外，这种意外，处处都在提醒着范妮努力想要假装不知道的陌生感，那是对自己信心的打击。

婶婆说：“托尼打电话来过。告诉我，将你送到了。托尼还问起，你是不是个munist，他说中共现在不让学生出国，能到美国来的，都是munist。”

范妮想起托尼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还在过第五大道的时候跟她说什么“这就是资本主义啊”，她恍然大悟，忍不住又好气又好笑：“我是munist？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辈子还有人看我象一个munist。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毕业，所有的评语上都说要注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刻苦改造世界观。”

托尼简直疯了。

“他太不懂得看人了。”范妮摇着头。

婶婆将手按了按范妮的胳膊，表示安慰，“他在美国长大，连中国话都不能说了。”但范妮感到婶婆也显然是松了一口气。这是她第一次碰范妮的身体，表示亲热和接受，范妮想，也许婶婆也怕自己真的是个国家派出来的munist吧，只是她借了托尼的问题来问自己。“太可笑了。”范妮怨恨地想。她忍不住说：“爱丽丝你也会这么猜我吗？”

婶婆耸起肩膀来：“我不知道。其实在我生活里所见，左倾的都是精英。但是左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不晓得。和我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婶婆好象并不关心这个在范妮看来很严重的误会，她伸直她矮小精致的身体，将手在膝盖上轻拍一下：“anyway；　you　arenew　york　city　now；　whatyour　plan　then？”

范妮被问得一愣：“总要先读书咯。”其实，她还真的还没有来得及想，自己真的到了美国以后，会怎样，要怎样。到美国，就是她的目标。要是不读书才可以到美国，她就不读书，要是非得读书才能到美国，那她就读书。象童话故事写到最后一句，总是“于是公主和王子结婚了，在他们的宫殿里渡过幸福的一生。”一样，它们也没有说结婚以后的事情，范妮也没有想到美国以后的事情。范妮意识到婶婆是对的，她现在已经在纽约了，新生活已经开始了，用不着老是纠缠在过去的是非里。她说，“我总是先读书再说吗。拿的就是学生签证。”

“我也进过三个月的language　collage，其实我当时的程度用不着去，在中西学的英文已经够用，我还演过莎士比亚的戏呢，在中西的时候。我只是在家里烦闷了，一天也不想多待下去。又没找到短期大学。然后我还是去大学读书的，我读儿童心理学，读master；　再读doctor。”婶婆告诉范妮。

范妮心里算了算，需要好多年才能读完这些书。她有点怕读那么多年书，准备那么多次考试。她不敢告诉婶婆，自己是个怕考试，怕不停地学自己不会的东西的人。或者说，自己根本就是一个不想读书的人。

“要好好读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走到美国的生活中去。”婶婆看着范妮说。范妮隐约觉得这话象是个警告。这个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生活在上海的婶婆，她知道什么，她以为范妮是什么，是盲流吗？是邮寄新娘吗？还是来发动美国革命的munist？她有点恼羞成怒，可装做什么感觉也没有的样子。婶婆用外国人才用的那种顶真的眼神盯着范妮看，接着说，“要真正爱美国，才能在此地生活得快乐。人的一生，快乐最重要。不管生活在哪里，都要快乐才好。”范妮对婶婆点头，她心里想，只怕自己是一生下来就热爱美国的那种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