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静静听着的简妮c嘴说：“那爷爷可以教我英文，肯定比我们前进学校的老师还要好。”
爷爷摇摇头说：“已经早就还给老师了，简妮。我是什么都还光了，专业也还给nyu的教授们了，就算现在我有机会回去见他们，我也没有这个面孔。”
一向沉默寡言的爷爷突然说出这么痛心的话来，让一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对付。大家僵在桌子上。
最后，还是维尼叔叔满脸堆着不知所措的笑，一双手紧紧握着刀叉，轻声说：“爹爹，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啊。爹爹。”
范妮将自己的肩膀缩起来，并埋下眼睛，这样让她感到舒服一点。
而简妮则瞪大了自己的眼睛，她眼睛里全是要为爷爷担当什么的勇敢，就象她考到了上海，告诉爷爷自己选择的专业的时候一样。
好在这时上主菜了。跑堂的将白色的大盘子重重顿在桌上。即使是红房子，也已经不懂该将食物轻轻放在客人面前。一连三份烙蛤蜊使得满桌都散发出加了奶酪的熟蒜茸微臭的香气。别桌上的客人都朝范妮家的桌子上看。
叔公说，居然烙蛤蜊的样子和味道都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味道淡了点，“大概我舌头上的味蕾死得差不多了吧。”叔公说着，远远地拍了一下范妮的胳膊，“好好抓紧机会享受人生啊，人老了以后，什么都不太有意思了。我最欢喜看那些在麦当劳里工作的年轻人，动作快，声音响，那就是美国，就是年轻啊。”
爸爸妈妈点的是葡国j，那是他们在离开上海时匆忙举办婚礼时，在红房子西餐馆吃过的菜。范妮和简妮都不敢点j，在西餐馆里吃j，不可以用手，要用刀叉，一点一点与j骨头上的r斗争，实在太累了。范妮点的也是烙蛤蜊，简妮点的是炸猪排，在新疆的家里，妈妈也常做炸猪排吃，家里也特地备着刀叉，这是简妮最会吃的西餐主菜，在用刀叉吃饭的时候，佐餐的就是爸爸妈妈的上海故事。说不光的霞飞路，小开家的家庭舞会，自己有一支吉他乐队的，沙球和吉他，红房子西餐馆里的法国大菜，《moon river》，《around the world》，那都是他们开家庭舞会时听到的唱片，也是他们被发配到新疆的理由。简妮从来不觉得自己不是个上海人，会对红房子西餐馆陌生，只是她今天不想出一点差错，宁可保守。可爸爸妈妈居然可以用笨重的刀，把j块上的r都剔干净，吃得有模有样，一丝不乱。他们俩坐得笔挺的，手肘贴着自己的身体，掌刀的那只手腕轻轻动着，j块上的r就被老老实实地卸下来了。他们粗大的手和郎尼叔叔一样，与他们文雅的吃相不般配。让范妮不得不暗暗服气的是，即使他们的手因为长期的体力劳动变成了这样，即使他们的口音里有那个陌生的“ou”，他们吃起东西来，还是没有走样。甚至，比自己姐妹的样子还要好。
郎尼叔叔点的是红烩小牛r，他用叉点了点范妮面前的黑胡椒瓶，说：“拿伊pass过来。”范妮就把那小玻璃瓶给郎尼叔叔递了过去。在长桌子上的灯光下，范妮看到自己的手背是那么细白。她垂下眼睛，并不看郎尼叔叔的脸，她认为郎尼叔叔的声音是生硬而且有敌意的。郎尼叔叔粗大的双手象榔头一样，重重地吊在手腕上，那是大丰农场砖瓦厂的纪念品。他要的红烩小牛r其实一点也不合适他，他的牙齿因为长期的牙周炎，已经坏了一大半，回上海以后装了假牙，天天晚上，他要从嘴巴里取出假牙来，放在水里泡着，象爷爷一样。但他还是坚持要不好嚼的牛r，那种牛r就是切得再小，他的牙齿也对付不了。老光g的脾气一定是别扭的，不光难为别人，也同样难为自己。那时，范妮这么想。
维尼叔叔要的主菜也是烙蛤蜊，他细长的手指尖尖地伸过去，轻轻扶住坐在小凹档里的半个连壳蛤蜊，将淡黄色的蛤蜊r从撒了大蒜茸的汁汤里叉住，剥出来，再裹起一些蒜茸来，放进嘴里。他的小指头微微向上翘着，象女人一样柔和。他也是瘦长高大的，脖子上有一颗淡咖啡色的痣，显出白皙的皮肤。见范妮望着他，他体贴地劝道：“就是吃不下，也多少吃一点。范妮，你还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回来上海呢。”
“维尼叔叔，你的吃相也好看。”范妮说。
维尼叔叔对着范妮笑，范妮知道维尼叔叔最喜欢别人说他好看，他天生就是个喜欢好看东西的人。就是维尼叔叔在里弄生产组里绕铜丝线圈，只挣几十块钱工资的时候，他的画图朋友到家里来玩，也一定要去大一点的烟纸店，买细长的阿尔巴尼亚香烟来招待朋友，因为它有与中国香烟不同的样子。在范妮小时候，上海的男人都剪一模一样的平顶头，或者留得略长，修成三七分。而维尼叔叔总是把自己的头发修成象甲虫一样，圆圆的盖在头上，他的几个画画的朋友也是这样，因为他们猜想这就是甲克虫乐队的样子。他们以为，列农他们的甲克虫乐队风靡了中国以外的广大世界，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头发剪成一只甲虫的样子，盖在头上。那时贝贝也剪了一个和维尼叔叔一样的头，从沙发后面看上去，他们像是一对双胞胎一样。要到后来，上海电台重新开出立体声之友节目，介绍外国音乐，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的头发和甲虫并没有联系，而他们的歌，用只听过莫扎特和比利翁的耳朵来听，要花许多时间才能习惯，然后才能喜欢上象《hey； jude》；《imagine》那样比较温情的歌，找到里面单纯的感伤。但对那些歌曲里面的理想主义，却始终是陌生。
维尼叔叔还是喜欢更柔和浪漫的中产阶级曲子，像那时和贝贝一起听的，那把小提琴像海涅的爱情诗一样多愁善感。有时候，范妮看到维尼叔叔开着录音机画画，他总是画一些想象里的街道，房子和放了花瓶和水果的桌子，他拿着一支油画笔，跟着音乐独自在画架前面跳舞，那是他自己编出来的舞蹈，象土耳其的僧侣那样歪着头，他把两条长长的胳膊合拢来，拥抱着一团多愁善感的音乐，在他房间中间的一小块空地上转来转去。那时候，范妮总是觉得，维尼叔叔一定想起了贝贝。
范妮其实什么也吃不下。她觉得自己象一只气球一样，在半空中飘飘摇摇。爷爷的地图就放在面前，现在，自己的将来成了一张凭记忆画出来的地图。她自从上海有人出国的那一天开始，也有许多次想象自己大功告成的那一天，开舞会，告别，拿到飞机票，到红房子吃饭，家里的人终于可以自豪地宣布，王家也有人到美国去了。这些范妮都想到过，想象不出来的是，自己会高兴成什么样子。现在，范妮感受到，自己的心里，并没有象想象不出来的那样高兴。这让她感到惶惑。跑堂的胖女人过来送简妮的猪排，范妮感到了她的目光从自己的脸上扫过，那胖女人有一双聪明的眼睛，懂得察言观色。范妮动牙齿嚼了嚼，将自己嘴里含着的食物咽下去，叉住另一个切开一半的贝壳里的蛤蜊，将它拉出来，再去裹一些蒜茸，放到嘴里。她不要胖女人看出来，她为将要到美国去，连饭也吃不好了。“我也没有这么不中用的吧。”范妮在心里对胖跑堂说。
一家人喝光了为范妮去美国而开的红酒。
吃完饭出来，天又开始飘毛毛雨，路灯下的街道此刻湿漉漉的，下班的高峰过去以后，没有什么夜生活的上海街头，几乎没有行人。叔公叫了三辆出租车送大家回家。爷爷拉了范妮一下，让她和自己一起乘最后一辆出租车走。看着前面的两辆出租车朝长乐路拐进去了，爷爷和范妮才把停在路边等他们的出租车打发了。范妮将手c到爷爷的臂弯里，那里总是干燥而温暖的。爷爷常喜欢晚上散步，要范妮陪着去。范妮和爷爷一起去散步的时候，就这样把手c在爷爷的臂弯里，爷爷就把自己的胳膊夹一夹，象是握住范妮的手。
夜晚的毛毛雨，不是一滴滴下的，而是象雾那样漫天飘拂。慢慢的，头上和身上就湿了，用手一抹，满手都是湿湿的水气，头发慢慢也会耷拉下来，贴在头上。爷爷和范妮向长乐路走去。
长乐路上大都是住宅，沿街面的，是多年失修的旧洋房。朝南的有一个花园。一眼望过去，一些灯光是从紧紧关着的木头百叶窗里透出来的，远看，那些房子简直就象是空关着的一样。有的窗子开着百叶窗，里面爬出来的灯光，照亮短短的窗台，还有晾在窗沿下的衣服。蒲园是条大弄堂，里面的洋房也带着花园，能看到花园的围墙里伸出夹竹桃和冬青树湿淋淋的枝条。这都是范妮从小熟悉的街景。这雨中的安静，让范妮心里轻松了一点，象穿了一整天高跟鞋的脚，终于c到了已经穿歪了跟，所以跟脚极了的拖鞋里。她真的想静一静，可今天，一向缄默的爷爷却想说话。
“你现在到美国，20小时的飞机就行了吧？”爷爷问，“比我们那时候要快得多了。我到纽约，正好在战时，坐船。从上海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换火车，从加尔各答到孟买，就象我们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从那里上的是美国海军的运货船，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上美国海军的船，从印度到南非，才到纽约。路上要走50多天。惊涛骇浪。船上没几张唱片，天天放《you aresunshine》，离纽约近了，能听到美国电台的广播了，第一听到的，就是美军进攻欧洲大陆，罗斯福总统在电台里带领美国人民为jūn_duì祈祷。那个国家，人人爱国，团结一心，处处都有自尊和尊严，清清爽爽。而我们上海，有钱人天天怕日本人和特务来敲他家竹杠，最后吓得精神失常，自己跳楼自杀。”
范妮心里虽然为爷爷竟然有这么好的记忆而吃惊，但她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表现出来。
爷爷又说：“叔公说，我的爹爹，因为家里是世代的天主教徒，为天主堂做点事，所以几代人的小时候，都会说些英文，所以也有机会到上海的洋行工作，后来成了上海数得着的代理商，钱多到国民党要敲竹杠，日本人要敲竹杠，黑道要绑架，只好把自己的房子盖到巡捕房的贴隔壁。要是没有机会，我们家还不是宁波乡下的一个乡下人。一个人的一生，机会是最重要的。没有机会，什么都没有。”
这是爷爷第一次对范妮说到曾祖父的发家史，还是借用叔公的话。爷爷从来对王家的家世不置一词，范妮隐约听到过，王家的发家，和美国洋行有很大的关系，那时的美国洋行做过两件让中国人痛恨的事情，一是贩卖鸦片到中国，二是贩卖劳工到美国。但范妮并不相信，因为中学的历史书上也是这么说，赵丹演的电影里也是这么说，而她，从来就对宣传反感。她从来不问，但她知道爷爷了解一些真相。因为有一次家里的客人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对她的女儿说过，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不说，是为了保护她。爷爷听了，表示过赞同。而别人也对范妮说过，爷爷是只老狐狸。
范妮想，爷爷没有说的是，他这样一个nyu的高材生，专修船舶电机的工程师，因为没有机会，一辈子都没能独立负责设计过什么。爷爷不说，她范妮也不能明说。这就是他说的栋梁变朽木。
“从前旧社会，美国洋行鼓动中国人到美国去，你晓得用的是什么名头？他们说，美国遍地是黄金。正好在美国西部发现了大量的金矿，全世界晓得消息的人，都涌到美国的西海岸去。所以，我们中国人将san francisco叫作金山。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特地去那里找过中国劳工的遗迹，当时从美国东部到西部去挖金子，路上要走接近一年的时间。我去的时候，只要几个小时的飞机。挖金矿的人里面，就是中国劳工最能吃苦，挖到的金子也最多，让其他的人妒忌。真的也有不少人，发了财。我看到当时的中国杂货店里还有买鸦片的地方。”爷爷说。
“我晓得了。”范妮答应爷爷。但范妮想起来，历史书上说，是中国的买办伙同外国人将中国人贩卖到外国去，他们一起骗中国工人说，外国遍地是黄金。其实，劳工到了美国，就去修铁路了，好多人累死在美国西部的铁路上。范妮疑神疑鬼地想，莫非王家的祖上还贩卖过人口？
“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来。”爷爷夹了夹范妮的手，“只要你一看到纽约的蓝天，就会精神起来的。”爷爷摇了摇头，“我一辈子再也没有见到有比纽约还蓝的天，太阳亮得你睁不开眼睛。”
长乐路上，路灯黄色的灯光在如雾的冻雨里，象印象派的画一样迷迷蒙蒙。有人穿在黄色的塑料雨衣里骑车而过，象被大风刮下楼去的衣服一样无声而迅疾。失修的人行道上有一个个小水洼，在暗淡的路灯下亮闪闪的，要到天亮，才会看到那里都是污浊的黑水。爷爷和范妮都知道，当踩到摇摇晃晃的石板，就轻轻抬脚，摇晃的石板下面已经积满了雨水，重重踩过的话，石板会把下面的水都溅起来，弄得满脚都是水。范妮拉着爷爷的胳膊，让过一块块人行道上松动或者碎掉的石板，尽量不弄脏自己的鞋。
“我就是怕你从小见的多了，又和维尼亲近，受他的影响太大，不懂得要抓住机会。维尼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目光短浅。你一定要记住，现在你等于是第二次投胎，范妮，就把从前的事全部都忘记。”爷爷说。
“好的。”范妮答应着说。
经过长乐路，淮海路，复兴路，远远地看到自己家的弄堂了。弄堂口的小房子是一家浙江裁缝店，裁缝店的窗子上亮着黄色的灯光。范妮这次出国的一些衣服，就是自己拿了样子，给浙江小裁缝做的。小裁缝的房间里整天开着一只小半导体，他也需要有一搭没一搭的音乐。裁缝店后面没有路灯的弄堂，就是范妮长大的地方。这条弄堂里有十二栋带小花园的新式里弄房子，里面有一栋，本来是范妮家的，那是当年曾祖父给爷爷结婚的房子。现在一楼住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搬进来的人家，当时爷爷自动把一楼交给了房管所。留下了二楼。从前，一楼是家里的客厅，餐厅和爷爷的书房，但范妮并没有见过那时的房子，也没有见过乃乃。
他们走回到自家的弄堂里，经过自家的小花园。透过稀疏的竹篱笆，范妮看了看楼下人家的花园，那里原来是用黑色铸铁栏杆拦起来的小花园，维尼叔叔告诉过范妮，当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候，里弄里的人来动员爷爷把花园的小铁门和铁栏杆都拆了去炼铁。范妮在维尼叔叔画的房子上见到过这房子原来的样子，维尼叔叔把这栋五十年都没有维修过的旧房子画成了一栋淡绿色的旖旎的房子，在黑色的花栏杆后面，是绿意葱茏的小花园，有乃乃种的法国种玫瑰。里面还有一个石头的小喷泉在流出一缕清水。那是维尼叔叔梦中的家。范妮朝小花园里望了望，那个小石头喷泉被淋湿了。那些玫瑰树，也因为多年的不照顾，花一年比一年开得瘦小了。不开花的时候，楼下人家会将垫被搭在上面晒。从小到大，范妮太熟悉自己家小花园里的样子了，长了青苔的小石头喷泉，象一只冻得发抖的猫一样，匐伏在冬天的夜雨里。
“爷爷，那个喷泉是不是你装的？”范妮突然问。
“是啊。是我从石匠那里定做的。”爷爷说。
到今天晚上，范妮才猜出来，从维尔芬街回家的爷爷，想在上海的家里也能听到日夜不停的流水声。范妮又一次意识到，这家里还有自己不知道的许多事情。
“那你爸爸的照片是不是真的被你都烧掉了？”范妮又问，她想起小时候听到的抄家故事，某家的地板被翘开来以后，里面都是特务委任状，手枪，金条和密码本。她想，自己明天就要远走高飞了，爷爷也许会多说一点秘密，比如在自己家的什么地方也有这么一箱子从前的家底，买办家不可告人的秘密，爷爷原来就象《海霞》电影里的那个潜伏特务。
“是真的，全都烧掉了，连我在nyu的毕业证书都烧掉了。”爷爷说。
“那王家的祖上是不是也帮外国人贩卖鸦片，和人口？那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