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坐在餐桌上垂头细嚼慢咽，助听器放在房里的桌上。可就算我听不见，不去读家人们的唇语，也能感受到气氛的不对劲。

我知道我辞了法律事务所的工作，从此回来长住，家里人谁都高兴，除了大哥大嫂。

要是我能长长的，完整的说好一句话，我也想告诉兄嫂：你们以为我乐意回来，接阿爸彰化那间米搅阿的经营权？我如果能上庭为人出声辩护，除了帮忙准备上庭资料、拟状纸、还能当上真正的主辩律师，我根本不屑接管家业，让那些大学同学们的嘲笑坐实了！

想到那些明褒暗贬的调侃，说我是田侨仔子（土财主的儿子），阴阳怪气的叫我刘少爷，什麽将来是钱财富有四方、田园坐拥万甲的刘员外，能娶三妻四妾的……十有七八，我都无法淡然处之。

就像现在，重重放下碗筷，我谁都不看的推椅起身，将自己再度锁回房里。

叼着一根菸，从红筒子里拿出毕业证书平放在桌面，我拿着美工刀顺着直尺的边缘，将这张废纸割成细长条状的一堆纸屑。第一学府法律系法学组毕业又如何？我，刘志彦，就是个不折不扣、无可药救的哑巴。

从小学四年级，我就戴上了助听器。可是，助听器毕竟不是人耳，直到现在，我连发音，都无法靠自己确认是否准确。

工作上的挫折，比发音还要靳折我的志气。出庭的资料准备得再齐全，状纸写得再好，委托方总也只记得主辩律师的功劳。在事务所当一辈子助辩，也许引我入行的学长愿意，可其他几个合股的呢？

现在还好。再过几年，给我的薪资也就不划算了，还不如再请过刚毕业的新助手，这一行一直都是这样的，升不了主辩的我，迟早要被淘汰的。

我的条件，当司法官自是无望；搞财经法，我又不怎麽感兴趣。除了回校园从助教一路进修，一路往讲师教授这方向往上爬，我这辈子在法律界再怎麽努力，也不容易混出什麽名堂。公司行号聘请有实职有薪酬的法律顾问，很少会请个毕业未满一年的毛头小子去当。

刚好在我越来越灰心的时候，大姊又替父母来游说我。那次是因为官司败诉，主辩师兄受了委托方的气回来大发脾气，跟我有了不快，嫁到新竹的大姐几番要我去她家里吃饭我都推搪不去，谁知那天姊夫开车载大姊北上办完事绕过来找我，看我脸色难看，精神萎靡，说什麽都要跟我吃顿饭再走，也许这就是天意，代表我往後遇到他，纯粹是在劫难逃。

姊夫在新竹的南门市场做贡丸批发，很懂怎麽看人说话。在餐厅里，他一边给我斟酒，一边慢慢的开解我，我看着他跟大姊一脸的不舍得，读着他跟大姊的唇语，任手给大姊捉着搓，整颗心都让他俩揉化了，化成血红且酸涩的洛神花汁，大姊给我擦了脸，我才发现我在半醉半醒间，竟落下了男儿泪……

北上读书，第一天在寝室的被子里；就业之後，第一次请大姊、姊夫在这城市吃饭。将近五年的时间，我总共在这处人才济济的繁华都市，掉过两次泪。

也因吃到羹，知道自己几两重，我才会半推半就的落入姊夫大姊给我下的套，让他俩趁虚而入。

这便是我现在困在房间里苦苦忍耐，不像以往受了气背包一背就往火车站走的原因。

我答应大姊，回家帮阿爸完成他的心愿，将米搅阿转型成现代化、自动化的碾米厂，申请出自有品牌与商标，变成一家正式的公司。

君子一言九鼎。我已经不是个孩子了，说出口的话，我必须负责到底。

不能食言。

边这麽想着，我似乎又找到答应大姊那时的心境。

将嘴里的菸按进菸灰缸，拿起助听器戴上，我一把抓起那些细长的纸屑走出房门，走进客厅。

大哥大嫂不在，阿母大概还在厨房，只有祖父母跟父亲坐在藤椅上看电视。三个长辈看到我，不约而同的都带着小心翼翼的关怀望向我，我的自尊心很强，他们不敢出口安慰，就怕我犟起来又要不理人。

站到父亲面前，我将细纸条放在他的茶杯前，比着手语：我答应的事，绝不食言。

父亲拿起两三条纸屑，入手的触感，入眼的字体，让他睁大双眼，倒抽一口凉气。

他看过我每一张奖状，每一张成绩单，每一张毕业证书。

包括这一张。

我是他唯一读到大学毕业的孩子。大哥跟大姊不爱读书，都只有职校毕业。

看他眼露心疼，我勉强自己勾起唇角笑，继续比：这代表我的决心。我明天就去彰化。我会住在那里，在把你吩咐的事情办好之前，我不会再回来。

分家出去，占不到属於自己领地又落魄回家的孤狼，不需拥有那麽尖锐的爪子。

大学毕业证书，於我，已然可有可无。

（二）

虽然米搅阿是既有的存在，可要将一家拥有七十几名员工的大型传统碾米厂转型走入现代化，引进自动化设备，裁撤一半人力，我要克服的，每一关都是硬仗。

被父亲按在两家加盟超市里，整天都得坐镇店中的大哥大嫂眼红我一回来就能骑上家里最大的那头金鸡母头上，那是摸天凉凉，摸地冷冷，不在其位，不知其苦。

我到彰化赴任，跟着我的还有直嚷嚷怎麽都不放心我，硬是收拾一个大皮箱随我出家门的母亲。我一个人惯了，照顾自己不成问题，住员工宿舍还能省钱，看她喜孜孜的忙着张罗住处，上午看房下午就跟一栋洋房的房东打好两年的租屋契约，我几度都想请她回家，却每每在看见她一脸的笑容洋溢时打住。

父亲外边有房外室，这是家人都知道，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虽没给他生下一儿半女，十年过去也没见父亲腻了分了，母亲跟父亲之间感觉总不亲密，大抵就是因为一张双人床还得三人挤的因素。

我不忍赶母亲回那牢笼去，给那一家子夫懒子懒媳更懒，全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手不动三宝的家人们做牛做马，终年不得翻身。

不过，母亲这回出来＜放风＞，实际上也没能透气多久。没两个月，没生女儿就把乖巧的二媳妇当女儿疼的祖母来一通电话，只见母亲坐在电话旁直掉泪少吭声，挂上电话就跟我比祖母病了，需要她照顾，第二天一大早就包计程车回家陪她婆婆去了。

言归正传，为什麽我想省钱呢？因为第一难，就卡在我能动用的资金上。

两三年前，父亲听从狮子会里几个狮友的合资提议，把家里的大金库拿出来压宝，将近八成先後投资在台中市都市计划区的三、四期重划区上，买了好几笔动辄上甲的农地。我接手彰化那家米搅阿这时，都市计划才刚起步，正要推进一、二期，那些甘蔗地水稻地虽然涨了三四成，父亲却还不满意，他那些狮友说不用三年肯定能看到翻三倍的那天，目前还不到变现的时候。

我还在忍着，不想当他的面叹气，他扬着眉、咧着嘴边写边比的後续，让我的脸直接变黑。

（三）

第二难，就是不能停工。就算拿厂房、厂地跟几样还值几个钱的旧式设备跟银行贷足了款项，我也不能一口气将设备全翻新，因为父亲不肯。

他要我分成两条生产线，一条先改，一条继续生产，测试成功能正式接手量产了再动另一条，这让我第三难更加不好解决。

第三难，自然就是人力的缩减。要是父亲肯让我整个厂停下来一两个月，藉改头换面趁机搞一次性资遣，长痛不如短痛，我能好办些。

可惜我父亲这辈子最看不开的除了面子，就是金钱。

虽说我有心理准备，父亲不将米搅阿转型这事交给资质平凡，应酬总也不大方的大哥去做，肯定难处不少。

只是我没料到父亲对我这麽有信心，备下那麽多难关等我去闯，看来我要坚持我的承诺，不成功就不回家，从没赞成我拿这当赌咒的祖父母往後两三年想要见我面，还得劳驾他们出门到家以外的场合了。

面对三大难题，及附在这三件事明面暗里眉眉角角的浩繁琐事，就算我是能说话的正常人，不，是三头六臂的金刚罗汉，也难单凭一己之力就办到。

所以，我在到任的第一天，就找厂长替我广发招聘总经理特助的讯息。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这不能说话，单靠笔谈，遇到不识字的现场作业员只剩比手画脚一途的总经理，上班的前两个礼拜不忙着开会整顿人事，将时间全花在熟悉现场事务上。

从看图监看实物，将厂里常购入的几种水稻型号的带壳、去壳外观，生熟米口感默记於心，将同色麻袋装的湿谷、乾谷扛在肩膀上以身体、以嗅觉不以眼睛去分辨两者的不同，在师傅的陪同下亲自操作各式机台……我徵个特助徵了半个月，竟迟迟徵不到合我心意的。

在八零年代，东亚各类自动化设备多数都由日本领先，脱谷设备也不例外。亚洲稻米倾销，精耕的台湾是怎麽也拼不过中南半岛洒种就等收成的各国的，是以日後的外销订单，我锁定的是欧美方面，主攻高级日本米跟低廉泰国米中间这层的商机。

所以，我需要的特助不仅要英日语精通，还要略懂手语。还有，最重要的是，基於我扭曲的心态，想将这些精英当成猴子耍，藉以释放我无处宣泄的怨气，面试的最後一关，是－－－

从货车上扛起一包五十五公斤的湿谷子，走过两百公尺的距离，将谷包放在厂房里的大型烘乾机拆袋处，来回十趟，总共十包，连这点都办得到的话，我才录取。

厂长看我将穿着男式女式西装，套着真丝西装裤、贴身短窄裙，踩着真皮皮鞋、高跟鞋的人才们一个个的都折腾走，脸色一天比一天僵，笑容一天比一天苦，可现场员工对待我，却是一天比一天的亲厚。

就在我上任的第十七天，我未来的爱人出现了。当他将十包湿谷子叠成一小座金字塔，要笑不笑的掸着他衬衫与西装裤上的白色谷绒，微微喘着以眼神问我过关没，事隔多年，我过了不惑之年，回头品了多次才品出，原来心动的条件不需天雷勾动地火，不需心跳如急杵擂鼓。

只需一个眼神的交流，觉得他很顺眼。

那便是了。

（四）

我瞄了眼手上的履历表。范源进。中部某私立大学日文系毕业。英文是自修的，只有一张赴美短期进修的结业证明。厂长的秘书黄小姐刚给他做的两种语文笔试，成绩都不差，日文全对，英文就错一小题。

名字有点土，学历算普通，相貌过得去，气质还可以，看起来文身文身的一副书生样，力气倒是不小啊？

我想了两秒，然後淡淡露出一个职业笑容，朝他点点头，侧身比了个请，示意他跟我来。

目测矮我大概四至五公分的男人头发微乱，衬衫有污痕，笑容也很淡，将外套从墙上的挂钉取下挽在肘上，不卑不亢的躬身回我一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