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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卫老师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两三年间，先是不明不白地让他到一所疗养院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调到刚刚恢复的省社科联待命，最后彻底平反，比他那个集团的总头子平反还早。不过说平反又不太准确，查他当年的案卷，发现根本没有结案，也就是说，这是一桩二十五年的糊涂案。所以，当年省委最大的一桩冤案，没法开平反大会，就开了一个欢迎会，好像他外出当了一段时间的英雄，如今凯旋而归。然后就是恢复他的级别待遇，补发了部分工资，在省社科联当了一个副职，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带暖气的。
那一年，卫老师刚好满了六十岁，度过了整整一个花甲。当时还没有六十岁一刀切的说法，许多复出的老干部老专家，便将这样的岁月当作第二青春，准备再痛痛快快干上一二十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达摩一伙喜气洋洋去给卫老师闹新房，发现他老人家将小院时代的一应家杂都搬了过来，很不协调地放在一间宽宽大大的空房里，连布局都和当初一样，只是没有了当初那一堵将厨房与卧室分开来的隔墙。
卫老师说，在这间房里，脑子会清醒一些。
卫老师用补发的工资买了一套家具，床是双人床。达摩一伙开玩笑说，卫老师，这半边是留给新师娘的吧？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肝胆相照，达摩他们与卫老师之间已经变得很随便，像父子，像朋友，还像江湖哥们。
卫老师说，有一个人伴着我呢。
这时大家才发现，靠里面的那只床头柜上，放着那听茶叶，年深日久，漆色已经脱落，还生出一些锈迹来。
卫老师的卧室同时还是书房。另一间房，做了客房，里面放了两张单人床，供达摩他们及那些思想流浪者们临时住住。有时人多，客厅的沙发上、地上，还有那间“旧居陈列室”，都可以睡。一次，一个民间的思想理论研讨会开完后，十多个各地来的青年朋友来看他，聊到很晚，便大车店一般，在卫老师家横七竖八四处睡满。只是卫老师的那一间，别人不可以去挤的，而且，卫老师睡前必得关门，好像是一间夫妻两口子的卧房。
八十年代初，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岁月，刚刚从禁锢时代走出来的年轻人，都有一种畅快激越的感觉，许多人境遇变化很大，似乎又找到一点儿早上八九点钟太阳的感觉。但是卫老师一直没有像他们那样乐观，在大伙都豪情满怀壮志满怀的时候，常常会说一些泼凉水的话。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还要看十年。
卫老师是以文艺理论起家的，到了后来，他的兴趣主要转向思想文化，他重新启用了他年轻时候的笔名——斯卫，写了很多东西，在海内外都有影响。达摩知道，其中许多的思想材料，源于当年他那墙d里的一摞手稿。到了清污，反自由化，卫老师再一次成为异端。
何其业出国之前，几个“青马”成员到卫老师家来聚，说到时局。
何其业说，卫老师，不论怎么说，这个国家还是在进步，您看，我能出国了，您也能说说自己想说的话了，说了也没把您怎么样。
卫老师说，看起来是进步了，但是这种进步远远还不够，要是我们自己都满足了，他们就更不会进步了。有些事，看起来对我有好处，但是其实对他们更有好处。
一个老人，绝决如此，大家也只有慨叹的份了。
卫老师多次对达摩几个说过，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
这些话，在其后的岁月中，不幸一再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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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马”的几个人，日后变化很大。“誓为中华振兴奋斗终生”的何其业和昼思夜想希望办一个《祖国纪事》那样的同人刊物的刘苏，八十年代先后去了美国。曾给“青马”带来许多美好情愫的小咏，成了一个律师。这个当年被大家叫做“我们的索非亚”的狂热女孩，如今一年四季在全球飞来飞去，将乘飞机叫做“打波的”，有时一天要打两次，尽心尽职冷静精明地为自己的客户打官司，也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巨大的财富。一次聚会，她说等到退下来，她会写写当年的“青马”。
最终修成正果的，好像只有毛子一个，到了社科院哲学所马哲室，当了研究员，先研究马列经典，近年他又热衷于社会学。当年，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他就提出过这个话题，说这里有关于美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材料。当时，大家对于毛子能从佶屈聱牙的文字中看出如此精微的意义惊诧不已。达摩曾表示半信半疑，于是，毛子就挑出一些段落，一边念，一边解说其中的意蕴与他说的美学或社会学的关联。毛子只比大家年长三两岁，但是他的学问功底，思想d见，有一种师长之气象。所以，当年社科院招收研究生的时候，他就越过本科，以高中学历径直考取了，大家也觉得理所当然。这几个人中间，只有达摩，一直在底层，过着草根阶层的物质生活，享受着精神贵族的快乐与痛苦。
“青马”成员每年都有一些电话往来，有时也会不经意间在某处见了面。较齐全的聚会，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何其业、刘苏的一次相约返乡。那正是美国经济的低谷时期，亚洲欧洲也一片萧条，倒是大陆却神奇般地掀起了一股经济热浪，于是，许多人便纷纷返国寻求机遇。当时小咏还在国外，竟也不远万里专程赶了回来。那天由两位美籍华人做东，挑了一家上等酒店，订了一间精致包房，要大家早早去了，说是好畅快聊聊。
见了面，开始的话题总是很“形下”的，工作事业，老婆孩子，住房收入，身体饮食……何其业是去继承了一个终身未婚的老姑妈的遗产，用那笔钱开了一家中餐馆，干了一门最枯燥最没有想象力的行当，但也稳当，十多年来，资产也翻了几番。刘苏也是因了海外关系去的，在那里断断续续读完大学，在一家华人开的电子公司做报关员。两人都算顺利，没有像《北京人在纽约》中那个王什么明去洗盘子。现如今都算中产阶级，有房有车衣食无虞，连孩子都比别人多几个。几人中真正的富豪却是小咏。毛子曾问过她，家产多少？小咏笑笑说，七、八位数吧。何其业、刘苏问了国内诸位的境况。毛子、小咏都在他们意料之中，只是达摩让他们意外。何其业说，当年啊，我的印象是，毛子功底最深，我们叫他“大英百科全书”；小咏毅力最强，冬天还洗凉水澡，我们叫她女拉赫美托夫；达摩禀赋最高，文采也好，我曾对谁说过，以后，最有造就的，非达摩莫属……何其业说着，就没了下文，大家也一时无语。达摩倒笑笑说，早年那一点雕虫小技，不早就江郎才尽了？哪够用到今天？如今有得吃有得喝有得住，可以随心所欲读点书，也很满足了。
几人中，对达摩最了解的是毛子。毛子笑笑说，何其业啊，你真是只看见皮毛看不见骨血，咱达摩才是真正的高人，他哪怕一辈子不出头，也比我厉害。
第二个话题就是怀旧了。如今怀旧成了时尚，况且像“青马”这样风雨惆怅诗意淳厚的往事。说着说着，毛子就兴奋了，他说他突然有一个想法，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达摩说，有人已经写了一篇同题的文章。毛子说，我知道，那是虚写，我们真找，看看当年那些人如今的状态，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看看这些人的精神历程，肯定极有意思。
何其业和刘苏当即就讪笑了，那我们都成了你的砧板上的r。
毛子说，我自己也不是一块r啊？
小咏说，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你没看见，那些大文化人一个个都将自己的检讨材料认罪书拿出来印成书了。
男人们最后总是要说到时政的，这是他们的一道大菜。如果一场聚会下来，这一道菜没上，便会有一种饥肠辘辘的空落感，特别是这样一群当年的“青马”。于是从中美说到台海，从中东说到西亚，从南联盟说到北朝鲜，又说到国内的经济状况，吏治腐败，贫富冲突……说着说着，便显出和而不同了。有意思的是，两位去国多年，早已是美籍华人的何兄与刘兄，倒成了反美爱国人士。而在大陆继续受党教育的几位，却对眼下国事微言多多，其中最激烈的，当属达摩。
达摩笑着说，总说到了美国就会被洗脑，你们二位却越洗越红了。
何其业说，你不在美国，没有感同身受，知道的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我们从踏上美洲大陆的第一天起，就有一种与从前不一样的感觉。
毛子说，距离产生美。
刘苏说，怕是。刚出国门，心里暗暗骂道，总算是脱离苦海了，从此以后，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愿怎样骂就怎样骂。日子没过去几天，没来得及说，也没来得及骂，却思乡了，人就是这样没出息。
达摩说，是啊，你是思乡，人之常情，可思乡与爱党爱国两码子事嘛。近些年，许多老知青也思乡，思得柔肠寸断。当年指天发誓，以后撒n也不朝那个方向撒的人，终于熬不过，呼朋唤友结伴回乡，去看望当年的土屋当年的乡亲。这只是一种对逝去生命的眷恋，不是热爱上山下乡吧？其实你们的情感也是如此。至于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大约总是只因不在此山中。
达摩这话柔中有刚，小咏便接过来说，海外游子离乡背井，有些心里深处的感受，怕也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无法体验的。
何其业说，对于国内存在的腐败黑暗，我们在国外，知道得比你们多。但是祖国这些年来的变化，也是摆在眼下的，别的不说，以往我们聚会，乡下的土屋茅棚，城里的小巷阁楼，还要偷偷摸摸，地下党一样。如今登堂入室，第一流大酒店里，打开天窗说，也还是一种变化呢。
达摩笑笑说，小时候，读过一则阿凡提的故事，国王问阿凡提，一边是金子，一边是真理，你要哪一个？阿凡提说，我要金子。国王说，要是我啊，就要真理。阿凡提说，是啊，每个人都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你们在海外，有许多乡愁，就想要爱国。
话一出口，两个华裔美国人就笑了，刘苏说，达摩你这是骂我们呢。
老友之间，多年未见，许多话又常常隔壁错，一时无法展开来说，大家便不再认真了。喝酒喝酒，抽烟抽烟，黄段子、黑段子上场，笑浪一波接一波，总还是个高兴。
聚会上，大家决定第三天一起去探望卫老师。此时，卫老师早已被许多人尊为“卫老”了，只是“青马”这一伙人改不了口，觉得叫卫老师亲切，甚至是他们的一种特权，让人想起那一段难忘的岁月，想起那个住杂院，穿脏衣，有一顿没一顿的落难人。大家一算，这一年竟是卫老师的八十大寿，只差一个月。便说好，提前给他做一做。
此时的卫老师已经又有了一个夫人，是八十年代后期，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的。她是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比卫老师小十多岁，一直独身。她像一个少女一样爱上了卫老师，在大伙怂恿下，终于成就了这一次黄昏恋。据说婚后两人一直恩爱有加，将积蓄一生的情感都恣肆汪洋地挥霍出来，又浓烈又铺张，让一些年轻人都觉得自己白活了。
电话打过去，一听是“青马”几个，卫老师立时激动起来。
何其业说，来看望您，同时还有一个节目，给您做八十大寿。
卫老师在电话里吃惊地问，我这就八十了吗？我有那么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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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小咏临时接到客户的电话，要紧事，急匆匆赶往北京去了。其余的坐了毛子的车，来到卫老师家。
刚到大门口，就看见卫老师俩口子已经站在那儿等候了，远远看去，像两团火。卫老师和老伴各穿了一件大红缎面金祥云纹的唐装，卫老师下身是一条深色西裤，笔挺笔挺的，老伴是一条同面料的长裙，飘飘逸逸的。更让人震撼的是，两人都是一头银发，宛如火中雪山，有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于是大家拼命夸奖这一对老人的形象设计。
卫老师得意地说，情侣装，专门到店里量身定做的。
大家凑份子给卫老师买了一套音响和十几张古典音乐cd，用大红纸扎着抬了进去，像抬一个火红的花轿和一应陪嫁物。
卫老师说，你们真害人哪，我一直以为自己才六十多岁呢。
卫老师的夫人姓赵，大家就叫她赵姨。两位美籍华人是第一次见，卫老师就将他俩一一介绍给自己的夫人。
赵姨说，坐吧坐吧，都站着，看着眼花。
赵姨风度翩翩，神态很年轻。
到底是有了主妇，家里便有了样子。客厅里已是焕然一新，沙发，茶几，矮柜，电视柜，深色原木的，典雅大方。墙上有几幅字画，都是思想文化界几位掷地有声的老人的。
坐下之前，大家嚷嚷要参观一下居室全貌。
卧室已经是那种典型的夫妻房，原来的一套书房陈设搬到那间“旧居陈列室”了。只是那听茶叶，依然放在床头柜上。“旧居陈列室”的那些破烂家杂没有了，成了书房，有两张书桌，其中一张书桌上还有一台电脑。几年前，卫老师有些文章发不了，达摩就给他贴到网上，有一些发在纸媒上的，网上也常有转载，还有各样的评论，加上海内外一些人要给卫老师发电子邮件，传送文稿，这样，卫老师两口子，两个白发老者，就被上网络了。卫老师自诩是中国最老的网虫，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百足”，由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来，没怎么用。卫老师说，先抢注再说，这么个好名字，别给人家弄跑了。
大家一边说热闹话，何其业就利利索索地将音响装配好了，放的第一张碟，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
播放之前，何其业说，卫老师，还记不记得肖斯塔科维奇？
卫老师有些诧异，不知何其业为何兀然问起这个问题，笑笑说，记得呀，苏联大作曲家，想试探我是不是老糊涂了？
何其业说，还记不记得他的《第七交响曲》？
卫老师说，记得呀，五四年我去苏联，还听过他们的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奏。
何其业又问，还记不记得，有一年，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
卫老师笑笑说，当年说过多少话？不记得了。
何其业说，那一次，我们几个在您那儿谈到样板戏，您说，样板戏中，《红色娘子军》从技术上说，是最精致的，学了很多西方的特别是俄国音乐的东西，很多地方可以听到《天鹅湖》的格局。您还拿了其中小天鹅一段和女战士一段做了比较。
何其业说到这里，达摩也记起来了。那时候，达摩基本上是一个音盲，对于交响乐一类，更是个大白丁，所以卫老师当时说的，他就如听天书了。他们几个当中，何其业对音乐最内行。
卫老师不知何其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笑而不语。
何其业说，您说，可惜，只学了一点皮相，漂亮的旋律，漂亮的配器，漂亮的演奏，但里面没有灵魂，没有作家的痛苦和欢乐，没有挣扎和思考，空d得很。
说到这里，卫老师激动起来，喃喃说，我当时说过这些？真不简单。
达摩和毛子几个赶忙出来作证。达摩记起来，当时卫老师说，不论在沙皇的俄国，还是在斯大林的苏联，那一块土地上永远都有一批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不顾坐牢杀头而坚守最后一道底线的作家艺术家，那就是人的高贵与尊严。便是普希金这样的沙俄贵族，也敢写出《致恰阿达耶夫》、《纪念碑》这样直指专制沙皇的诗篇来。像肖斯塔科维奇，外面是希特勒的战争，里面是斯大林的高压，他依然写出了像《第七交响乐》这样真诚不朽的作品。卫老师说，在他最绝望最怯弱的时候，他常常以俄苏的那些作家艺术家自励，他们是自己在黑暗中的一道光。
何其业说，那一次您说，不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听到他的《第七交响曲》？
卫老师说，当年在苏联，就听一些朋友说了，肖斯塔科维奇这部《第七交响曲》，原来叫《列宁格勒》，既是写战争的残酷，但更多的是记录着斯大林时期国内的压抑。我还买了一张唱片带回国，列宁格勒交响乐团演奏的，后来给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