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饕餮甚贪食。这个特征鲜明地指出了狼的特x。“极贪食”是草原狼的最突出的特x之一，咱俩养过狼，太知道狼的这个天x了，咱俩可以举出无数个狼贪食的例子。天下再没有比狼更贪食的动物了。不信可以让人去问老牧民，天下最“贪食的恶兽”是谁？回答肯定是狼。人所共知，“贪”就是狼x的代名词。董仲舒说秦“以贪狼为俗”，也把贪与狼相并列。中国人形容贪食总是用“狼吞虎咽”，而且还把狼排在虎之前，狼比虎更贪食。形容贪心都说“狼子野心”，不会说“虎子野心”。
由于饕餮具有“恶兽”和“甚贪食”这两个狼的特征，而且饕餮纹又像狼。因此，传说中的饕餮很可能就是狼，或是从狼演变而来的神兽。
三是，饕餮成为商周鼎的主要纹饰，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宝鼎是华夏民族在青铜时代的立国之重器。在周朝，“一言九鼎”的“鼎”，是象征至高无上王权的神器和礼器，也是祭天祭祖的祭器，鼎在华夏先民心目中处于民族“图腾柱”的地位。因此，只有属于民族的图腾才有资格登上如此崇高的地位，而被镌刻铸造在宝鼎重器之上。这一现象又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到商周时，华夏族可能还仍然崇拜狼图腾，至少是猛兽图腾，炎帝黄帝族祖先的图腾崇拜遗风可能还继续存在，而周朝时期的华夏族受狼图腾的影响更深，因为，周起源于西戎，而西戎大多是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族。其二，当时的“龙”可能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尚未真正成为华夏族的民族图腾，否则，象征王权的宝鼎就一定会以龙作为主要纹饰。而且，当时周天子也还没有坐龙座，那时还延续着炎黄游牧遗风，席地而坐。
周鼎上的纹饰主要由饕餮纹和云纹所组成，以饕餮为中心，云纹环绕其周围。显然，饕餮神兽在天上，从云层里探出头，俯看人间。它的身体则藏在云里，不知是否有蛇身或龙身，但是如果在饕餮脑袋后面续上龙身，那就与后来的标准龙相差不远了。所以，我认为，在狼图腾和龙图腾之间可能还有一个饕餮图腾的过渡阶段。饕餮既有狼的x格，又有后来龙的狰狞面目。
以前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青铜时代的华夏族，会崇拜那么贪吃的饕餮，竟然把它捧上国家神器的地位。难道那时的中国人就那么贪吃吗？因而也就那么崇拜贪食的恶兽？而饕餮贪婪的吃相真是毫无神圣可言。但是后来当我发现饕餮有可能是狼图腾的变形的时候，我立即想通了。贪食只是狼的一个特征，是狼精神和x格的表象。商周时期的华夏族对饕餮神兽的崇拜，是对游牧先祖狼图腾崇拜的承续，狼虽然贪食，但是它的凶猛进取、威武不屈、宁肯战死、不愿病终的精神才是早期华夏族崇拜它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只有深刻了解狼以后才能理解，而后来恨狼怕狼的农耕民族和儒家就难以理解，所以无法给人以信服的解释。再后来，当农耕和儒家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贪吃的恶兽——饕餮，就必然从国家神器上退位，被改造成龙，让位给龙。
历史上的狼精神曾征服了无数个游牧民族，而无数个游牧民族又是那么强烈地崇拜狼图腾。为什么入主中原或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帝王，到后来也那么喜欢穿中华的龙袍，坐中华的龙座，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龙图腾里看到了他们民族的狼图腾的变形或影子，龙图腾实际上就是改形换面不变心的草原民族的飞狼图腾。然而，正像游牧民族来到华夏农田以后，他们的游牧精神被改造成农耕意识那样，游牧民族的图腾精神也必然被农耕存在所改造，于是保护草原的狼图腾也就变成主管农耕的命脉——呼风唤雨的龙图腾，于是狼就变成了龙。而且，在龙图腾上又加上了许许多多的农耕民族的观念和意识，把龙图腾的原始精神实质改得面目全非，蛮好的强悍进取的狼图腾民族精神，竟被改造成象征帝王权威的专制暴力精神。龙图腾成为中国历代专制帝王狐假虎威，镇吓人民的帝王图腾。龙袍只属于皇帝一人，九龙九爪。其他七龙七爪，五龙五爪的官袍不能称之为龙袍，只能叫作蟒袍。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华民族，特别需要清除民族图腾里面后加上去的专制帝王的糟粕，而应当还其华夏民族图腾的本来面貌——狼图腾精神。
中华龙令人恐惧的凶猛形象和身体里面，最初蕴含的很可能就是令人敬仰的狼图腾精神和灵魂。中华龙图腾与中华狼图腾也可能具有不可割断的血缘关系，但是，在精神实质上，中华龙已完全异化：自由的狼变为专制的龙，全民族的精神楷模变成了独裁者的化身；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图腾演变成了毫无生命力的龙舞道具空壳、纸龙纸老虎。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21）
只有抽掉中华龙图腾中的封建帝王专制精神，而重新“注入”狼图腾自由强悍的进取精神，那么，未来的中国巨龙才有可能真正腾飞，飞向全球，飞向太空，去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开拓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两人在车里吃光了午餐的剩食，还是压不住腹中饥肠辘辘的声音。杨克说：我真想跟饕餮那样吃下去整盆手把r。陈阵说：嘎斯迈要是看见咱俩像狼一样的吃相准保高兴。杨克打开了所有的车灯，驾着吉普向西北边境线草场驶去。翻过高坡，可以看到远处像灯塔那样一亮一灭的灯光，嘎斯迈一定握着手电在那里站得很久了。陈阵从后视镜久久地回望朦胧月光下静静的狼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再回来……
2002年春，巴图和嘎斯迈从额仑草原给陈阵打来电话说：额仑宝力格苏木（乡）百分之八十的草场已经沙化，再过一年，全苏木就要从定居放牧改为圈养牛羊，跟你们农村圈养牲畜差不多了，家家都要盖好几排大房子呢……
陈阵半天说不出话来。
几天以后，窗外突然腾起冲天的沙尘黄龙，遮天蔽r。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呛人的沙尘细粉之中，中华皇城变成了迷茫的黄沙之城。
陈阵离开电脑，独自伫立窗前，怆然遥望北方。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就连蒙古草原狼在内蒙草原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那个古老的小狼故d也将被黄沙埋没。
1971年至1996年腹稿于内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草原——北京。
1997年初稿于北京。
2001年二稿于北京。
2002年3月20r三稿于强沙尘暴下的北京。
2003年岁末定稿于北京。
纹饰。而且，当时周天子也还没有坐龙座，那时还延续着炎黄游牧遗风，席地而坐。
周鼎上的纹饰主要由饕餮纹和云纹所组成，以饕餮为中心，云纹环绕其周围。显然，饕餮神兽在天上，从云层里探出头，俯看人间。它的身体则藏在云里，不知是否有蛇身或龙身，但是如果在饕餮脑袋后面续上龙身，那就与后来的标准龙相差不远了。所以，我认为，在狼图腾和龙图腾之间可能还有一个饕餮图腾的过渡阶段。饕餮既有狼的x格，又有后来龙的狰狞面目。
以前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青铜时代的华夏族，会崇拜那么贪吃的饕餮，竟然把它捧上国家神器的地位。难道那时的中国人就那么贪吃吗？因而也就那么崇拜贪食的恶兽？而饕餮贪婪的吃相真是毫无神圣可言。但是后来当我发现饕餮有可能是狼图腾的变形的时候，我立即想通了。贪食只是狼的一个特征，是狼精神和x格的表象。商周时期的华夏族对饕餮神兽的崇拜，是对游牧先祖狼图腾崇拜的承续，狼虽然贪食，但是它的凶猛进取、威武不屈、宁肯战死、不愿病终的精神才是早期华夏族崇拜它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只有深刻了解狼以后才能理解，而后来恨狼怕狼的农耕民族和儒家就难以理解，所以无法给人以信服的解释。再后来，当农耕和儒家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贪吃的恶兽——饕餮，就必然从国家神器上退位，被改造成龙，让位给龙。
历史上的狼精神曾征服了无数个游牧民族，而无数个游牧民族又是那么强烈地崇拜狼图腾。为什么入主中原或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帝王，到后来也那么喜欢穿中华的龙袍，坐中华的龙座，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龙图腾里看到了他们民族的狼图腾的变形或影子，龙图腾实际上就是改形换面不变心的草原民族的飞狼图腾。然而，正像游牧民族来到华夏农田以后，他们的游牧精神被改造成农耕意识那样，游牧民族的图腾精神也必然被农耕存在所改造，于是保护草原的狼图腾也就变成主管农耕的命脉——呼风唤雨的龙图腾，于是狼就变成了龙。而且，在龙图腾上又加上了许许多多的农耕民族的观念和意识，把龙图腾的原始精神实质改得面目全非，蛮好的强悍进取的狼图腾民族精神，竟被改造成象征帝王权威的专制暴力精神。龙图腾成为中国历代专制帝王狐假虎威，镇吓人民的帝王图腾。龙袍只属于皇帝一人，九龙九爪。其他七龙七爪，五龙五爪的官袍不能称之为龙袍，只能叫作蟒袍。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华民族，特别需要清除民族图腾里面后加上去的专制帝王的糟粕，而应当还其华夏民族图腾的本来面貌——狼图腾精神。
中华龙令人恐惧的凶猛形象和身体里面，最初蕴含的很可能就是令人敬仰的狼图腾精神和灵魂。中华龙图腾与中华狼图腾也可能具有不可割断的血缘关系，但是，在精神实质上，中华龙已完全异化：自由的狼变为专制的龙，全民族的精神楷模变成了独裁者的化身；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图腾演变成了毫无生命力的龙舞道具空壳、纸龙纸老虎。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21）
只有抽掉中华龙图腾中的封建帝王专制精神，而重新“注入”狼图腾自由强悍的进取精神，那么，未来的中国巨龙才有可能真正腾飞，飞向全球，飞向太空，去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开拓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两人在车里吃光了午餐的剩食，还是压不住腹中饥肠辘辘的声音。杨克说：我真想跟饕餮那样吃下去整盆手把r。陈阵说：嘎斯迈要是看见咱俩像狼一样的吃相准保高兴。杨克打开了所有的车灯，驾着吉普向西北边境线草场驶去。翻过高坡，可以看到远处像灯塔那样一亮一灭的灯光，嘎斯迈一定握着手电在那里站得很久了。陈阵从后视镜久久地回望朦胧月光下静静的狼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再回来……
2002年春，巴图和嘎斯迈从额仑草原给陈阵打来电话说：额仑宝力格苏木（乡）百分之八十的草场已经沙化，再过一年，全苏木就要从定居放牧改为圈养牛羊，跟你们农村圈养牲畜差不多了，家家都要盖好几排大房子呢……
陈阵半天说不出话来。
几天以后，窗外突然腾起冲天的沙尘黄龙，遮天蔽r。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呛人的沙尘细粉之中，中华皇城变成了迷茫的黄沙之城。
陈阵离开电脑，独自伫立窗前，怆然遥望北方。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就连蒙古草原狼在内蒙草原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那个古老的小狼故d也将被黄沙埋没。
1971年至1996年腹稿于内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草原——北京。
1997年初稿于北京。
2001年二稿于北京。
2002年3月20r三稿于强沙尘暴下的北京。
2003年岁末定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