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她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去，还是不去？去，没那勇气，不去又不甘心。最后在单位三个月考验期，“按成绩录用”的催命时间近时，她不得不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硬着头皮拨通了林福久的手机。还好，对方听出她的声音后，显得非常高兴地说：“晚上正好有点时间，我请你喝茶。”

那是一个挺有情调又挺安静的小茶楼，她没发现有其他人，像是专门接待他们两个人似的。尽管是二人世界，林福久一点不轻浮，笔挺的西装，坐得板直，目不斜视，一副正人君子坐怀不乱的风度。

在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不管社会怎么发展，为人一定要走得正，行得正。钱是好东西，但一定要取之有道，违法的事坚决不能做。

这使她想求他拉点广告的事，话到嘴边了，嘴却张不开了。还好，临近分手时，他才话锋一转，非常幽默地告诉她：“谢谢你陪我这么长时间，跟你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快乐。我这个局长是公务员，是为大家办事的，其中就包括你王歆，要是信得着我，就不用跟我客气。人都有亲情，我是局长，可也是人嘛，愿意为你服务，真的，这不是酒话。我今天根本没喝酒，你也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嘛，为你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了嘛。”

当她三天后，借着这股热乎劲儿，闯上山门时，林福久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了她。他果然没有食言，二话没说，就很爽快给她龙飞凤舞地写了两张条子。大意是：此人刚参加工作，没有经验，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她。

他那两张小纸条还真是管用，对方见了就像见了圣旨。无疑，她不仅拉来了一大笔广告，还得到挺大一笔提成款。

那笔广告成交后，她兴奋了好几天，也想了好几天，中心内容就是一个——怎样报答林福久？她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按着惯例，把林福久约了出来。约会地点是一家挺温馨又挺有情调的那种用蜡烛照明的小包房。她记得她先举起酒杯，说了一些由衷感谢的话，随之将事先装好的五万元的红包，推到他面前，告诉他这是你应得的。

谁想，林福久不仅把钱又推过来，表情也顿时变得异常严肃：“这是什么意思？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早就跟你说过，我这个局长就是为大家办事的，谁让咱是共产党了？办了事就要回报，那还有什么人情亲情？”

她的精神一下子被击垮了！这番话太义正词严、太出乎她的预料了！那一刻，她似乎看到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随之，一种从没有过的崇敬感油然而生。说心里话，她作为当代大学生，还是有能力分辨好人坏人的，凭她的姿色，傍个大款，靠上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也不难。可是，她最后能毅然舍弃处了半年的帅哥男朋友，把林福久当成靠山，看的不是他的地位，而是他的人格魅力，以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朦胧胧的复杂感情。

那是1998年5月的一个春夜，她在一个酒店的包房里，把处女之身献给了林福久。一阵疯狂的风扫残云之后，他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低着头小声对她说：“对不起，我太冲动了。”她把他揽在怀里，像哄孩子似的对他说：“别说傻话了，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一不在乎你能不能娶我，二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只在乎你能对我真诚。”

打那以后，她就下决心不再接受林福久的任何帮助，更不接受他的钱和物，因为他已经为她付出挺多了，她没有再伸手的权利，只有回报的份儿——那就是她和林福久平均每个月，都能见上两次以上的面，平均一个月发生一次关系。而每发生一次关系，她的心就多一份渴望。

往后的日子里，她像一个偷东西的贼，一直生活在尴尬和喜悦交织的感情中。她为他怀过孕，有过将为人母的喜悦，她体验到了那种浑身懒洋洋，又时而要吐的感觉。她曾偷偷到医院检查：天呐！她怀孕了！当她在第一时间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她的想法非常多，也非常希望能留下这个孩子，并想以此成为他合法妻子的一个重要条件。

然而，她这个想法很快就破灭了。他非常明确告诉她说：“我和妻子是不可能离婚的，起码在我当局长的时候不能。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可我是个头上戴着国徽的公安局长，不能不考虑影响。”

那一刻，她嘴上虽然说没什么，可心里却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在打掉孩子那天晚上，她一个人非常失落，在屋里哭了很久。哭够了，又感到自己是自找没趣，只得自我安慰：人家啥时候答应要娶我啦？现在已经这样啦，就顺其自然吧！再说这更说明林福久是个好男人，好丈夫。既然选择了他，就是选择了他的一切，就不要难为他啦！

然而，每当她小鸟归巢般地靠在他那坚实、有力的肩膀上，偎依在他那宽厚、温暖的怀抱里，顿时就会滋生几分安全感：她的委屈，她的苦恼，她的尴尬，她的彷徨，以及她那做贼般的感觉，都会消失得无踪无影。那一刻，她只有一个希望，也是非常可怜的希望，那就是林福久除了老妻，她是惟一的二奶……

然而，就这个简单、可怜的希望，也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2003年4月，她听到一个令她目瞪口呆的消息：林福久让纪委管起来了。她不信，可又不敢太张扬。在那些日子里，又怀孕五个月的她，别无选择，只得每天都为他祈祷，希望这是一场误会。

一个月后，又传来了一个更让她目瞪口呆的消息：检察院正在调查林福久包二奶的事呢，并要以重婚的罪名，追究两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那一刻，她终于知道了：她这个自认为跟林福久最“铁”的惟一二奶、惟一小妾、惟一的情人，其实完全是自作多情。林福久最“铁”的情人，原来就是有重婚责任的那个女人，此人是1995年林福久在歌舞厅认识的一个小姐，人家那才是“正宗的二奶”，有名分的小妾。林福久在鞍山、深圳都为她买了别墅，1997年，人家就为林福久生了儿子！难怪，她怀孕后想留下孩子，林福久义正词严。现在看来，她别说是小妾，就连三奶也够不上！她只是人家在怀孕生孩子期间一个无聊的玩物，一个廉价的替代品，她上当受骗了！

事实上，直至2003年5月，林福久被多次举报之后，他还相信自己根基牢靠、永不会跌倒——因为他坚信手中握有三张保命的牌：他迷信他手中无所不能的权力以及能使鬼推磨的金钱，因为这是他50多年智慧与心血的结晶。他坚信只要一手握权，一手拿钱，交替使用，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就没有化解不了的问题；他还迷信他那多年经营、编织起来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网，因为在他网中的人物，都与他一样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位置；当然，他更迷信还是那稳固、可靠的大后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因为他们是他腐败的直接参与者、财产的忠实守护者。他们最知情，最了解内幕，只要他们不反水，他就有了最后摊牌的资本与底线，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可以起死回生。

结果，他不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在他生命出现危机的关键时刻，他竟连续干了三件愚蠢透顶的事，用他自己手中的“矛”，攻破了他手中那三张王牌的“盾”。

第一件，当时中纪委接到无数举报信，已经要求辽宁省和鞍山市两级纪委，认真查处相关事实，并等待报告；可偏偏在此时，林福久自己把软肋暴露出来，自己往枪口上撞。

说起来很有趣，那是2002年初，他被调整到市公安局内保分局当局长，突然失去了税侦分局炙手可热的权力。他感到有些心灰意冷、有些失落，也感到了官场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可预测、变幻无常。于是，他不得不为日后的生计作铺垫——那就是决定从名义为法定代表人的外甥王春江手中，收回府福养老院。

2003年3月，林福久耗费了不少心血，动用了权力，经过三变两变，终于把“府福养老院”的所有资产收归己有。事实证明，这个明目张胆的举动，成了专案组调查取证的突破口、导火索。

你们想想，那么一座明晃晃的，占地6万多平方米的特大豪华庄园，本来就招惹是非，他还敢顶风把它变成法律文书，牢牢地收在自己皮包里，岂不是犯了政府官员的大忌？岂不是成为查处他的突破口？他那家长式、恶霸式、强盗式的掠夺，岂能不引发众怒，通过举报火速送到中纪委？加速中纪委办案的决心。

2003年5月26日，鞍山市纪委领导找来林福久，让他对自己的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市纪委主要领导“请君入瓮”，每位干部都清楚问题的严重性——这种特殊“待遇”，无疑等于是给干部的最后通牒、也是最后的机会，应该非常珍惜。谁知，这时的林福久利令智昏，不知是迷信自己的权力金钱，还是迷信自己的关系网。第二天上午，林福久将书面说明直接送到了鞍山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庆岩的办公室。他还是执迷不悟，抱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顽固态度，把自己的问题推得一干二净，放弃了主动坦白的机会。

第二天下午2点，张庆岩召集书记办公会，研究部署查案工作。由于林福久长期在检察院、公安局工作，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张庆岩书记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先期的调查要低调快速稳妥，如取得突破，“市纪委将马上采取相应措施”。

纪委选择的突破口，正是那座被称为“林家庄园”的“府福养老院”。因为对于案情来说，如果这一资讯确定，那无疑是最直接的突破口。5月28日，鞍山市纪委派人前往养老院调查。当天即初步查明，这座养老院没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手续，而且所投入的巨额资金来源不明。尽管明面上养老院的法定代表人是林福久的外甥王春江。

当天晚上，办案人员火速查找王春江未果。5月29日，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王春江到案。办案人员几乎不需要王春江供认什么，在他的汽车里就找到了再明显不过的证据。

在王春江的车上，办案人员搜查出两个密封的材料袋。一个袋里装的是以王春江的名义向他人私放高利贷总计高达2100多万元的借据。另一个袋里便是“铁证”——林福久与王春江签订的协议书：府福养老院所有资产归林福久所有。

事关重大，鞍山市纪委连夜分别向鞍山市委书记李英杰和辽宁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唯众汇报。晚上9点30分，鞍山市纪委决定对林福久采取“双规”措施。次日凌晨1点30分，鞍山市纪委办案人员找到了林福久的家，把他堵在被窝里：“林福久，市纪委决定对你实施‘双规谈话措施’，请你跟我们走吧。”临行前，林福久虽然很紧张，还是没有忘记把廉政记录本揣在兜里。

到了纪委会议室，本来应该态度端正，老老实实。他却先发制人地将廉政记录本往桌子上一放，反客为主地为自己一条一条地评功摆好起来：“我这个人，最看重的就是敬业和自律。1994年，从我当上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的那天起，就在我管辖的部门建立了一整套的‘廉政建设登记制度’，出任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后，我特意设立了廉政记录本，请领导同志看一看……”

说罢，林福久又煞有介事地向调查组成员介绍自己的“廉政事迹”：“1997年5月到2001年5月，我一共上交了18笔廉政款，共计人民币427000元，还有一块价值12600元人民币的雷达表，此外，还有1万美金。”

林福久刚说完，调查组一位成员问道：“按照你的说法，账面上应该有5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钱现在存放在哪里了？”林福久滴水不漏：“都退给当事人了。你们看，这个廉政记录本上还有当事人写的回款收据。”

鞍山市纪委一位负责人语重心长道：“组织上收到了许多举报信，我们应该给举报人一个明确的说法。林福久同志，你应该清楚，组织上今天找你谈话，是关心、是爱护，也是对你的挽救。希望你端正态度，珍惜这次机会。”

林福久顿时提高了八度声调，把胸脯拍得“砰砰”响说：“我是什么人？组织上应该最清楚，面对打击报复，我只有一句话，问心无愧。”面对态度蛮横的林福久，鞍山市纪委一位负责人说道：“这样吧，你先回去，冷静冷静，明天你给组织写一份情况说明，我们也好有个交代呀。”

林福久离开小会议室时，已经是将近下午5点钟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顿觉脖子后冒凉气。凭直觉感到事情不妙。于是，他立即把大哥林福昌叫到了办公室说：“今天市纪委找我谈话了，你赶紧准备一下，你弟妹和侄女早就安排好了，在国外没有什么危险，郭萍在深圳，也不会出大问题，你必要时到大连躲一躲，记住：一定要带着王歆。”林福昌问道：“带她干什么？”林福久回答：“让她留在鞍山，早晚是祸害。”

林福昌点点头走了。林福久下意识地拉开抽屉，突然发现书本里夹着一张缉拿邵正杰的通缉令。望着这张通缉令，他眼睛像触了火，心头猛地一惊，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逃离鞍山。

亲人在醒悟中纷纷叛离

他在部队与司法机关多年的生活，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一旦萌生了想法，便立即去实施。于是，林福久6时许走出办公室，再也没有与任何人联系，在街头拦了一辆出租汽车就直奔沈阳。

他在出租汽车里与司机闲聊时，听说距沈阳不足50公里的某镇，有一个百里闻名的“算命大师”。他立即就像许多“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政客一样，让司机把他先送到那里。他那神态，无疑像一只被追赶得顾头不顾腚的野j，诚惶诚恐，一头扎到那间普通的民房，恳请算命先生给占卜吉凶，指点迷津。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已经跑了出来，本来也可以跑掉。结果他又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头脑发昏，听信了一个算命先生的鬼话。他如果不是听信了算命先生的鬼话，也许至今仍然像被通缉的前上司邵正杰一样、在法网外亡命天涯。

“算命大师”本来就是靠察言观色、靠嘴皮子吃饭的。他一看林福久仪表堂堂，神色惶恐，便胸有成竹地故作神仙状，摇晃着脑袋问：“先生，求什么呀？是求官问路？还是寻机发财呀？”

林福久习惯了说上句，张口就把话兑回去：“我说了，还用你算吗？”

“算命大师”尽管已经看透了他的心理，还是点点头说：“此言极是，贵人话语迟，来，男左女右，请先生把左手亮出来。”林福久乖乖地将左手平放在桌子上。

“算命先生”扳着林福久肥厚绵软的手说：“男人手如绵，身边多闲钱；女流手如姜，财帛满仓箱。瞧瞧你的手相，先生是大富大贵之人哪！好，您五指并拢，请告知生辰八字！”

“算命先生”听完生辰八字，又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林福久的掌纹，便说：“先生，按照卦书上说，人生的命运与掌纹的三大纹路息息相关。我仔细地察看了一下先生的十字纹、星纹和岛纹，可以断言，你今年53岁，命中注定有一劫！”

林福久顿时一惊，失态地手一哆嗦，顾不得端架子了，急忙问：“何为一劫？那你看我是出去躲一躲好呢，还是……”

“算命先生”得意地笑了：“我再仔细看一看。”他扳起林福久的手腕子：“不过现在问题不大。你看你这条‘事业线’，清晰而富有活力，尽管现在‘劫’已经来了，躲不是上策，躲也躲不掉，弄不好还会躲出车祸！不过，你别害怕，这是虚惊一场，3个月后，自然会云开日出，烟消雾散……”

不知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他恶贯满盈、在劫难逃，连靠骗人挣钱混饭吃的算命先生都忽悠他。看来，他注定难逃法网了。

离开了“算命先生”，司机问道：“灵吗？”林福久回答：“灵！不去沈阳了，返回鞍山。”夜里10点钟，林福久回到了家。

2003年5月27日，星期二。联合调查组在鞍山市纪委小会议室召开了紧急会议，针对林福久的态度，考虑到林福久长期在检察院和公安局工作，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会议决定：“尽快查清‘府福养老院’的资金来源，如有证据证明该养老院，属于林福久个人独资兴建的，就对他采取措施。”

这时，林福久最后一道屏障，最信赖的坚硬底牌出麻烦了。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麻烦出在他那日深年久的吝啬上。

早在1999年4月，林福久父亲病危时，林福久就怕自己的财产被隐藏在父亲名头下，父亲死后被别的亲人瓜分。他相信这是天赐良机——使这份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良机。

于是，他便替早年务农为生、没有任何财富记录的父亲，草拟了一份遗嘱。然后，不管父亲身体衰弱到什么程度，硬着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在病床上抄写：“……吾于1982年退休，身体健康，时逢党的开放政策，不甘寂寞，由三子资助经营至今十余载，积攒资金人民币1200万元，美金肆百（经查实”百“系笔误，应为”拾“）万美元，今老朽年迈不能经营，特立遗嘱，上述资金全部由三子林福久支配，以示子孙。”

林福久的哥哥林福昌，作为他的“财务总管”，一向听从他的指使，但这一次拒绝在父亲的“遗嘱”上签字，因为他实在难以相信父亲会有那么多钱。

是的，林福昌知道弟弟非常有钱，但并不知道这些钱来自何处，又是怎样到弟弟手上的。

这些年来，林福久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设计掩藏财富的绝妙办法，他守财不露的原则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有钱，包括对家里人也是如此。

据办案人员介绍，林福久对自己很苛刻，每天都穿一身警服，几十元一双的皮鞋，平时衣食住行从不显山露水，就连理发也从来不到大的、有名的理发店。而对外更是苛刻，比方在饭店就餐时，如遇到认识的企业经营者，林福久必然强迫对方为自己买单；比方在其住宅的院里收楼道卫生费，他就是不交。以至惹得收费老太太气愤地说：“这个‘林大眼珠子’太不像话了，那么大的干部，那么有钱，连卫生费也不交，太不是东西了！还威胁我老太太，说再管他要，他就要查我儿子的生意。”

林福久对自己、对社会苛刻，这都还好理解，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官，必须要伪装。可他拥有几千万财富，对家人还极为吝啬，就难叫人理解了。比方他大哥林福昌，是他最信任的人，从警察岗位上退下来后，给他当了近十年的管家和司机，多年来替他东奔西走管理偌大的存款，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可谁也想不到，林福久一年只给他2000块钱“辛苦费”。而每次到银行取存款利息，凡是20块钱以上的零钱，林福久全都拿走，只把十块八块零角分钱留给林福昌，还会用略带施舍的口气说：“这钱你拿着不是挺好嘛，有零钱花了。”

这还不算，当林福昌的儿子，向叔叔林福久借钱做生意时，林福久要求林福昌签字担保，并要求侄子必须付3分利息，过年过节还得拿1万元上贡。林福昌的女儿没有工作，向林福久借了5万块钱，到农村养羊维持生活。林福久还是让大哥做担保，之后又紧紧追讨了一年。侄女无奈之下，只得把城里的房子卖掉还了叔叔的债，到农村盖了一栋小房子居住。甚至，林福久对生他、养他、宠他、惯他的母亲，也非常苛刻。就连他母亲每年过生日，林福久的寿礼，也总是一成不变地只给一百元钱和一双袜子。

林福久的亲人们看不下去了，曾纷纷劝大哥“别给老三干了”！但林福昌还怀有一丝亲情，他相信：打仗亲兄弟，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