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父亲进城当了一名工人。林福久一家人，也随着父亲迁到了城市。
据林福久的小学同学介绍：“读小学时，林福久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算好的。他还有一个特长喜欢画画，画什么像什么，能把鱼虫鸟兽都画活。同学们都说，他将来准会成为一个画家。”
还有一位同学介绍：“小时候，林福久的家很穷。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一家6口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因为贫穷，他非常珍惜上学的时光，一个铅笔头，使到最后一寸；一张废纸，写到没有空隙；晚上舍不得点煤油灯，他就借着月光读书，练习书法。后来林福久之所以能加入鞍山市美术书法家协会，决不是完完全全故弄风雅，他的字画确实有几分水平，大概就是那时酷爱画画、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
1966年，林福久初中毕业了，就在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准备考高中、进而考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彻底地摧毁了高考制度，同时也摧毁了他出人头地的梦境。他十分丧气地回到了贫寒的家里，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
1968年2月，对于林福久来说，另一个农村人改变命运的重要机遇降临了，文革中暂停的解放军征兵制度得以恢复。尽管这是一个前途难测、充满风险的机会，但林福久决心抓住它，因为他太想离开这块给他太多痛苦、太多磨难的穷乡僻壤了。
不知是由于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的艰苦锻炼，林福久那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五官端正、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了。再加上旧社会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按当时话说“根正苗红”，而且初中文化，写上一手好字。因此，他幸运地被应征入伍，开始了军旅生涯。
于是，林福久穿上新军装、背上军背包，坐上闷罐车，向大西北开去。那年头部队经常执行备战任务，今天往东，明天往西，调动频繁。林福久所在的部队是先头部队，南征北战，专门打先锋，为大部队提供后勤保障。
在那时，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不断变换，自然异常艰苦，常常住的是干打垒房子，吃的是一日三餐咸菜窝窝头，南方兵更是实在无法咽下。
夏天那里的蚊子，个头很大，叮人又狠又毒，施工时都得戴上面纱，捂得严严实实。这么一捂，裤子、鞋每天都能倒出汗水来。
冬天最冷时零下四十多度，当时作为一个要求改变命运的战士，他别无选择，只有起早贪黑，用大镐向坚如磐石的土地宣战，使足力气抡起大镐一镐下去，震得虎口发麻，而坚硬的地上只留下一个白点儿。等他筋疲力尽回到宿营地，连手套都脱不下来了，因为手上已经血r模糊，一使劲儿，常常会把手上的皮全撕下来……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磨炼，没有压垮林福久的意志，这不仅仅得益于他从小是苦水里泡大的，更是因为上大学的梦破灭之后，他把军旅生涯，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他太珍惜这条充满艰辛困苦、充满风险，又充满希望与憧憬的从军之路了。
林福久自觉地遵守部队严明的纪律，自觉地培养严格的作风，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困苦，遇到危险时也能挺身而出，冲锋陷阵。
由于林福久的出色表现，他入伍第三年后，就三喜临门，一是被评为“五好战士”，二是加入了共产党，三是当上了兵头将尾的班长。这一切，在当时的部队中，都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进步飞快！
哪里有付出，哪里就有收获。林福久的命运终于发生了重大转折。
1971年，某军后勤部要选调一名干部。林福久由于成绩突出，字写得好，又有文化，从基层调到团部当干事。生活环境虽然有了改善，他的经济状况仍然拮据。论理说他当时算排级干部，每月薪水45元，比当兵的6元钱高出好多倍。但是，他每月还必须给乡下的父母寄上10元。而这时候他还处了对象，尽管这个姑娘年龄比他大一些，但模样端庄、人实在本分，再加上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林福久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于是，他们结识之后，母亲也催促他早些结婚，他大概也受了“女大三抱金砖”的影响，两个人便定下了终身。
无疑，那时他的薪水除了交伙食费，其他方面还必须省吃俭用，以便攒钱结婚。
这时，林福久在生活上比较紧张，可并不影响在仕途上大有作为。特别是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由于他勤奋好学，不断锻炼，虽然是老三届的初中生，在部队也是难得的“秀才”。于是，曾先后被抽调搞简报、起草材料等等。由于与上级机关接触多了，他的级别也不断上升，排级、连级、营级……
1984年，在部队大裁军的背景下，林福久看到了年龄的劣势——没有希望当将军了，便毅然决定转业，离开整整锻炼了16年的部队大学校、革命大熔炉。于是，他的人生旅途又一次出现了重要转折。这一年，他转业到鞍山市人民检察院。
他本来文字基本功扎实，又在解放军大学校里培养锻炼过，保持了部队严明紧张的工作作风，再加上他有了较好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起草文件和讲话稿可以说得心应手，他在单位自然很受领导器重，先后担任过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
精神在物欲冲击下坍塌
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意识。
大概因为贫穷，他自私自利的习性，在早年就潜伏到内心深处了；因为穷，他的吝啬小抠，在那个红旗飘飘的年代形成了；还是因为穷，他那不甘寂寞、穷则思变的想法，在物欲渐强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也像正发酵的馒头一样，日渐膨胀起来。
当他转业来到鞍山市后，他不仅敬业，还埋头苦干，与领导、同事的关系也极为融洽，因此，很快就被提拔为鞍山市检察院调研室的副主任。检察机关的调研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部门。调研室的职责是为领导服务、为科室服务和为办案服务。表面看来，调研室的工作就是“调查研究”，没有什么限期完成的硬指标，其实，要想干好这份工作，还得有一套真本事。这个时期林福久确实干得不错。领导也比较满意。
当然，他心里非常清楚，调研室副主任尽管名声不错，可谁都清楚那是个有职无权的官位。换句话说那是权力机关的闲职。本来就没有权力，再加上一个副字，自然不像那些掌管业务审批权的部门，每天登门拜访者趋之若鹜，有案子相求者更是说客盈门。而他的办公室冷冷清清，别说有人请客送礼，就是连每年年底，挂历都得不到几本。因此，他的内心也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促使他不得不利用自身有限的条件，通过旁门左道去获得利益，以满足自己内心被压抑的欲望。比方，他为了求业务部门帮助他的一位犯事老同事说几句公道话，他不得不每天对人家点头哈腰；还比方，他为了让领导看到他的成绩，看到他的能力，逢年过节，他都会把自己画得最好的竹子画，或者自己收集到的名画，给人家送货上门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林福久不仅发了一笔小财，还让他思想开了窍。
一天，一位老同学溜到了林福久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后，便切入正题，试探性问道：“想弄点活钱花吗？”林福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叫活钱？”
老同学不得不点化他：“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靠死工资永远发不了家。什么是活钱？活钱就是‘外快’呗。”
林福久还很警觉：“违法的事儿我不干。”老同学说：“我能让你干违法的事吗？事情很简单，我手里有一批工具书，你帮我推销出去，拿提成赚回扣。这是光明正大的。”林福久琢磨了半天，觉得这事儿并不违法，便帮助老同学推销了一批工具书，赚了人生的第一笔“外快”。
1988年春，是林福久人生最重大的一次转折。他在餐桌上认识了香港某公司的杨老板。杨老板问道：“林先生，鞍山是闻名世界的‘钢材之都’，你现在怎么守着金碗要饭吃呢？”
林福久和许多有责任心的官员一样，正愁鞍钢怎样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呢，根本没理解杨老板的意思。
杨老板不得不开导他：“现在内地最热门的职业就是‘倒爷’了，怎么？你不想当‘倒爷’？”
林福久回答：“检察院能倒什么？”
杨老板哈哈一笑，说道：“‘倒’钢材呀！这样吧，我带你到香港转转，开开眼。”当时，对于他这一级的政府官员来说，“出境考察”，不仅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是一种荣耀、一种奢求，还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林福久立即来了精神头：“那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做梦都想出去转转。”
商人无利不起早，岂能不见缝c针？杨老板点点头，说道：“好说、好说！请朋友赏光到香港玩玩小意思嘛。林先生，我明人不说暗话，想在鞍山弄点儿计划内钢材指标，这个忙你能帮吗？当然赴香港考察的费用，我全包了。”
本来上香港开开眼，就是梦寐以求的事儿。精明的林福久又算了一笔经济账。那时赴香港旅游的全部费用，大概3000多元人民币。仅这笔钱，就相当于林福久当时的两年工资，值了！
由于到香港去有极大的诱惑力，林福久尽管开始摸不着头脑，还是四处琢磨弄钢材指标。
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是他在检察院干了几年，有点社会关系，还是他本身就有这种天赋，过去没有挖掘。反正不出10天，他还真从一位领导同志手里，搞到了一批钢材指标。杨老板大喜过望，当即与林福久签了“口头合同”，称钢材出手后，送给林福久一笔可观的利润。杨老板没有食言，两个月后来到鞍山，果真送给林福久吓了一跳的一笔巨款。据林福久交代：“杨老板送给我的佣金是600万元人民币。”
特别是1988年9月的一天，林福久接受杨老板的邀请来到了香港。那迎接他的奔驰豪华轿车；那香港某宾馆带客厅双卫的高级套房；以及在香港的一家海鲜坊签单消费，一次就12880元港元。当时，不仅把林福久吓了一跳，还增加了无限的新鲜感。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他误认为杨老板是香港的大富豪。
杨老板哈哈一笑说道：“实话实说吧，我算什么？是小老板，才10亿港币啦！这还能算是有钱人吗？在香港‘属于无产阶级喽’。你知道吗？在西方国家，什么算富有？拥有私人飞机，拥有私人游艇，最好再拥有私人银行……这才算是真正的富豪了。”
那天吃完饭，天色已经很晚了。杨老板看了看表说：“林先生，男人出门在外，总有一种寂寞的感觉。一会儿，找两个小姐陪陪你。”林福久吓坏了，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嫖娼是违法的。”杨老板笑道：“瞧你吓的，这儿是香港。没有刑事犯罪的证据，香港警察是不能随便闯入民宅的。走，我带你出去转转，体验一下香港的夜生活。”
就这样，林福久在香港足足待了一个星期。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无疑，这一个星期对他来说是改换灵魂的一个星期。这一星期，他那培养多年的文人儒雅、高傲的心态，在巨大物欲冲击下，从羞愧开始不断地坍塌；他那当过16年jūn_rén挺拔的身躯，高傲的头颅，在巨大利益的冲击下，开始弯腰点头。何况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短短的时间里，他实实在在地得了600万——600万可是个天文数字，要是靠领死工资，他就是干几辈子都拿不到啊！随之，他作为司法机关公务员原本的骄傲，年轻时曾经的理想信念崩溃了，内心深处的欲望之河开始汹涌奔突。
当他在香港上完这一课，突破口被打开后，他的贪欲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
于是，在鞍山这座城市，林福久拥有了双重身份——鞍山市检察院的调研室副主任，资本初兴时期的精明商人。他变成了这个时代的特有的官场“怪物”，一边把事业做得惊天动地，一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边把自己放纵得穷凶极恶，一边把自己装扮得美好无比；一边是圣女教徒，一边是险恶魔鬼……
其实，早在1990年前，他就借着略懂书画、古玩，往来于鞍山与北京之间，把鞍山收购的旧货古玩，偷偷地倒到北京潘家园去卖，也了解了许多有关潘家园永远无法破译的神秘传说。比方一张旧字画，在窃窃私语中，只卖了160元，谁知日后在拍卖会上，竟驴打滚般不断翻番，卖出了22万元人民币的天价；一个破蓝花小瓷碗，声称“元青花”，标价12万元，被买主用放大镜不知看了多少遍，好说歹说，花8万元买到手中，最后经鉴定，是一个连30元都不值的仿造品；还有一个破茶壶，摆在那里，受冷落一年多无人问津，后来竟黄袍加身，被一海外行家100万元买走。据说，这把壶原是明代皇室的藏品，后来散落民间……等等。他在倒弄中，虽然没有发大财，倒小有收获赢利颇丰，长了不少见识，开了不少眼。他体验了一种冒险的快感，这为他日后敢于铤而走险奠定了基础。1990年之后，国家经济提速的时代来临，他就像当年的那些最具胆略的投机者一样，自然不会放过那为数不多的几次发大财的机会。据林福久向专案组交代，在1988年至1993年5年间，他仅与香港商人经营钢材一项，就赚到700万元；1993年，他又依靠可以拿到认购证的便利条件，以及敏锐的嗅觉，购买20万股鞍山合成的企业原始股，一年后净赚230多万元。此后，他还大胆地从黑市买下10万股合成股票认购证，倒手炒卖之后赚了180多万元。
当他做完这一切，物质上极大丰富之时，他觉得他就像一个政治赌徒，精神支柱顿时坍塌了！
他觉得他那美好的理想，就像建立在那松散沙滩上的“美丽雕塑”，就像那虚无缥缈大海上的海市蜃楼，当那急风暴雨般的红色风暴刮过，当那无比美妙的大海雾气散尽，他的最大资本青春没有了。而他在那个年代培养出来的自命不凡，舍我其谁的精神，却丝毫没有减退。而他面对的现实是：他所在的检察机关，是鞍山的特权机关；他的官衔也不高，但掌握着生杀大权；往往只要一句话，一个暗示，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许多利益便唾手可得，且没有成本，没有麻烦，没有后顾之忧……
“酷吏”在转型投机中诞生
现在新闻的时髦说法是：林福久的腐败生涯，从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开始，又被鞍山市人民检察院终结。换句话说，他的腐败生涯是进入司法队伍开始的，也是在司法队伍中终结的。
无疑，在林福久看来，要不断地谋取私利，就必须掌握权力，并逐步掌握更大的权力。因此，他对权力看得特别重，处心积虑地接触更高的权力。他也曾掩盖起不满，努力工作，提高素质；同时不断地展示自己的书画方面的才能。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目标，他如果遇到影响他仕途发展的障碍，他如果通过主观努力无法扭转，无法打通，他都会强压怒火、忍辱负重，想方设法绕过去，重新延续他向上攀登的轨迹。
也许他早年攀登仕途备尝艰辛屡屡受挫，也许他攀登的过程中积压了太多愤怒的火焰，他人到中年得志后，把满腔的怒火，都流氓、霸道地发泄到无辜的受害者身上。这大概应验了那句老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当然，他的流氓，他的霸道，他的吝啬，也使他获得了人人皆知的钢城“黑酷吏”的雅号。
当然，这时的林福久还没有忘乎所以。正是因为为人低调，1993年4月，林福久顺利地当上了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按照当时检察院的内部分工，检察院税检处拥有对涉嫌偷漏税企业的判定权和处罚权。因此，当上了税检处处长后，林福久有一种感觉，自己确实是权倾一方了。
以前，林福久曾多次出席过当地企业家举行的联谊宴会。然而，当他毕恭毕敬地递上自己的名片后，便开始坐“冷板凳”了。林福久虽然也是一名检察官，但在企业家眼里，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如今不同了。上任不久，林福久出席了一次企业家举办的宴会。走进包间，当地名气最大的一个私人企业老板恭维地说道：“林处长，今后，您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呀！”接着，大小富豪们争先恐后地向林福久敬酒。林福久感受了一种为官的乐趣。
手里有了权，林福久开始享用了。
在鞍山市检察院期间，林福久在举手投足之间，常常愿意以豪爽的“东北大汉”自诩，又愿意以个性张扬、不善掩饰的文人自居。
他的办公室不算大，里外套间。外间屋联翩站着一排书柜，书柜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中国书法大全》肩挨肩，《中国税法》和《国画技论》身贴身，的确是一景。
因此，自打他在1993年被任命为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开始，在漫漫的10年间，这种双重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有关“林福久太黑”的议论，就早已在鞍山市众口相传，越来越响，早就不成其为秘密了。在鞍山市政府举行的行风大评比中，他担任领导的税侦分局在103个处级单位中，曾被评为倒数第一名。不过即使如此，林福久还是安枕无忧地享受了10年的特权生活。
1993年对于林福久来说，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岭。在那之前，他“精明”地利用职务之便，还注意一些影响，有一些掩饰，让人们难以抓牢他的把柄；在那之后，他已经肆无忌惮地敢享受一言九鼎的乐趣，再也不愿意往自己头上套紧箍咒了，甚至不必节制对权力的使用。
事实上，林福久在担任税检处长之前，就已经攫取了2000万元横财。
是的，如果他没有升官，也许会像其他一些灰色小人物一样，利用社会转型期的法律和制度的空隙，钻国家的空子而发大财，然后及早收手保住平安，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暗自庆幸、孤芳自赏。
然而，大概正是他这样的人也能升官，才使他更加有恃无恐地“官场寻租”，使他更能敏锐地寻找到可以利用职权的发财空隙。
他很快发现获得财富的空隙——当时税务检查还没有实行“两权分离”制度（即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分属不同部门）。这意味着他在某种意义上执掌着企业的“生杀大权”。换句话说他既可以判定哪家企业违规，又可以决定对其如何罚款。无疑，这个空隙，使他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当时当地的潜在的“官商交易”体系。大量企业均存在税务问题，又使他的权力，具备了无所不在的广泛力量。而改革初期正常经济秩序没有建立起来，管理非常混乱，又导致了即便是没有问题的企业，也不得不臣服于权力的滥用。因此，在这个容易导致腐败发生的体系中，尽管存在着明显的甘愿与不甘愿之分，但索贿者和行贿者，都难以避免地登台，扮演自己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