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帮她送过吗？”

于：“送过。”

问：“你也帮她送过钱吗？”

于：“送过。”

问：“送过多少吗？”

于：“我这边数字都不大，两万、三万。有一次送过大的，后来办案组的同志找我谈，我才知道，当时就是一个皮包，包都封好了，我也没看，也不知道是钱。她送我上的飞机，后来才知道那是钱。”

问：“是多少呢？”

于：“好像是10万。”

章亚非干扰办案，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是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特别是在“马案”由当地审理的时候，于海洋与刘实刚好是十几、二十年的朋友，因此安排于海洋去找刘实也就成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马向东异地受审时，刘实也因“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罪”而同时接受审查）

问：“为什么要去见刘实？”

于：“就是让我去送一封信，送个律师材料。”

问：“你向刘实打听过马向东案子的进展情况吗？”

于：“他也没跟我说什么，给他材料的时候，他用手弹弹材料，说沈阳是管不了这个事，沈阳听中央的，中纪委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你也别管。就是有一次，说过一点，是开政协会，散会以后他告诉我，马向东有些证据有些翘角，就是慕绥新的事，慕绥新下去，意思是有可能别过来，翻过来。”

问：“别过来，翻过来是什么意思？”

于：“当时的情况，当时马向东的案子。”

问：“是指翻案吗？”

于：“我理解好像是。”

问：“那你把这个情况告诉章亚非了吗？”

于：“我给章亚非打了呼机，通了电话。”

于海洋为章亚非大致就做了这些事，我好像可以相信于海洋所言，因为在我对“马案”　采访接触过的所有被访对象中，于海洋是一个小人物，虽然他在“马案”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但他是最盲目的，最可怜的，他的交换目的也最小，只是想通过“照顾”马向东家属，买那位曾经托付于他的那位“大领导”的“好儿”，日后寻机求那位“大领导”帮他改变改变工作条件，如果，万一马向东真是冤枉的，日后能出来，特别是能官复原职，他可就成了马向东的患难知己，得到提携好处自不待言，这是“小人物”的一点“小心眼儿”，更为可怜、可悲的是，他为章亚非忙前跑后，那是在“你大哥一出事，都躲了”（章亚非曾对其说的话）的时候，为章亚非送钱，他自己却没从章亚非那里拿过一分钱，于海洋说：“章亚非曾经告诉他，她家里一分钱都没有，她是向别人借了50万，这样的话，我一直认为他们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花她一分钱，不能趁人之危。”

我至今有时还在想，要是于海洋当初在困难的时候相助的不是马向东，而是一位革命老干部、一位蒙冤入狱的老教授，最好是一位“地下党”什么的大人物，那他的人格该有多伟大？他的行为该有多么的可歌可泣，只可惜他这一次投错了机，认错了人，下错了赌注，把自己也搭进了“马案”中，呜呼！起诉马向东案的公诉人队伍

怎样一种爱

马向东出事后，过去他身边和他贴得最近的人，要么跟着他一块儿“翻了车”，要么一个个“都躲了”，要么落井下石、隔岸观火；相助者，不怀目的者几无；但只一人，表现了对他无限的忠诚和固执的爱，这样的人当然不会产生于官场，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婆章亚非，老婆就是老婆，到了自己仕途折“跟头”，能有老婆为自己守身已经不易，况且还“痴”到死心塌地一意孤行、不惜钱财、干扰办案，“头拱地”也要把老公“捞”出来，这对男人来说真乃人生大福，对犯了“事儿”男人来说也是人生大幸，也可以招来四方艳羡。

那么章亚非到底是怎样一个老婆？她对马向东是怎样的一种爱？这爱是单纯到像旧世妻子“守节”般的没道理可讲，还是混杂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船”色彩？

我曾经问过马向东你受贿的钱都怎么处理了？老马告诉我“都交给我妻子章亚非了”，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章亚非对丈夫的情感就有理由让人怀疑其单纯性而想到“唇亡齿寒”，“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利益关系？但是据说，章亚非自从跟了马向东，一直就对老马好到真像一个“旧世妻子”，最好的例子就是老马每天回来，不管多晚，必有一盆热呼呼的洗脚水端到脚前。年轻时，若论门当户对，章、马绝对搅和不到一起，因为章亚非出身高干，马向东出身贫寒，不仅门第太低，而且父母早亡，贫寒中靠姐姐拉扯草草长大，但是章亚非不嫌贫爱富，不听别人劝告，认定情窦初开时的恋人就一爱到底，这又让人不愿意怀疑她后来对马向东的爱。

两口子的事怎么说得清？到了马、章这样层次的“两口子”　怎么说得清？毕竟他们是“共同受贿”。

采访中其实我特别想知道马向东对妻子章亚非是一种什么感情，作为一个女人，我偏执地要找出老马的态度，因为在我的心里，我就是偏执地认为男女之间除非利益关系很难存在不顾一切甚至不顾法律的盲爱，除非都“痴”到同一个档次。老马对章亚非有这么“痴”吗？我很怀疑，老马在歌厅可以让三陪小姐把衣服一件件脱到精光，这时候对妻子的爱还有什么“痴”？（章亚非知道这件事吗？）

我问马向东：“这么多年你受贿，曾经回避过你妻子吗？”

马：“没有。”

问：“你妻子也替你收钱吗？”

马：“收过，有时我不在家，有时有的人觉得把钱直接送给我情面不好看，就送到我妻子手里。”

问：“你有没有嘱咐过你妻子不要掺和这种事，你不要接钱？”

马：“没有。”

问：“你同意她替你收钱，就构成那么夫妇共同受贿，这在当时想过吗？”

马：“没有。”

问：“你在吉林看守所你妻子为你四处活动、干扰办案是谁的主意？”

马：“我的。”

问：“你让你妻子在外边为你四处活动，没想过会把她牵连进来吗？”

马：“我对不起我妻子。”

问：“那是肯定的，但我想话不能说得怎么简单。一开始你同意你妻子和你一道收钱造成你们夫妇共同受贿，你接受审查后又让你妻子为你四处活动、干扰办案，这是又一次害了她，你们夫妇关系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马：“我对不起我妻子。”

马向东连连说“我对不起我妻子”，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不能从他的嘴里、眼里、话里、心里感觉到他对章亚非一如章亚非对他的感情，更清晰的感觉他说这话主要是在敷衍我、对付我。当然，非常可惜在南京整个的采访中，我也没能有机会和章亚非一次面谈（办案不允许），不了解章亚非内心到底怎么想，

我只有从老马那里继续挖东西——

问：“你在外面赌博的时候你妻子知道吗？”

马：“不知道。”

问：“一次也不知道？”

马：“个别的时候知道。”

问：“你妻子劝过你吗？”

马：“劝过，我没听。”

问：“你收钱的时候她劝过你吗？”

马：“经常劝我，让我注意一点。”

好容易有点要美好一点的东西，没想到只是让他“注意一点”。

好多好多次我真希望章亚非是一个爱到单纯、爱到能消灭丈夫在政治上被金钱引诱每一次闪念的“贤达”之妻，然而事实上我也说不清在他们夫妇共同受贿的问题上到底是谁更为金钱所引诱。据泰明说他用他同学的50万给马向东“进贡”的时候，钱根本就不是交给马向东而是存了一张存折由他本人直接交给章亚非的，存折上写的也是所取章亚非名字的谐音，章当时接过存折根本没有拒绝，就是反复问泰明：“你的同学可靠不可靠？”然后“叮嘱我别让你同学出去乱讲”！马向东在等待被执行死刑

应该说知道了这个细节，知道了章亚非在替丈夫收钱时原来竟是这样的平常、自然，知道了章亚非在收下50万巨款的时候，并没有手忙脚乱、战战兢兢，我对这个女人心存的那份美好的希冀也就绝望地破灭了　。那一刻，我想哭，为我　“希冀的绝望的破灭”而想哭，为章亚非看来没有怀着对丈夫高尚的爱而想哭，为世上到底有没有“高尚的爱”而想哭，为世上到底有没有那么“高尚的女人”而想哭我就是想哭！

马向东在东北“扛”了17个月，到了南京只有4天就“吐噜”了他的全部罪行，然后他给章亚非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让心里哪怕还有一点情感的女人都会感动：“即使我在你面前长跪不起，我也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悔罪”，我不愿意继续否定马、章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的想法，章亚非就是在看了丈夫的这封信后才打破了她那比马向东还难开的口，开始交代实质问题。我还是不明白丈夫犯法，她也犯法，丈夫有罪，她也冒着犯罪的可能为丈夫四处活动，丈夫不“扛”了，她也不“扛”了，这样的女人，到了这份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终于有一线之机，我们的摄像人员被允许进入章亚非的监区进行拍摄，回来我听说章亚非在他们的镜头里正在跟监友聊天，一边聊一边笑，一边笑还在一边不停地嗑瓜子。对于人这下我可是更糊涂了。

一个“两面”市长的悲剧　无法面对老百姓

1999年底，当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就要降临的时候，在沈阳市，一座雄伟壮丽的21世纪广场落成了。在广场中心的世纪钟下，埋藏着《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这位本届市长叫慕绥新。

这已成为历史。

100年以后我们都死了。

百年以后的人们会怎样评价今天的事情呢？

无法面对老百姓

他们进来的时候，前市长和他的妻子并未改变姿势，虽然梅花听到敲门，说了请进，但仍然一只手搂着老慕的脖子，一只手给他梳头，脸贴脸给他唱歌。

老慕躺着，她半躺着。

本来办案人员在楼下已经跟梅花见过面了。她穿得很薄很露地跑下去。办案人员说要带她去谈话，她说必须征得老慕的同意，便跑上楼来再无下文。

这样办案人员才跟到楼上。

这个美丽的女人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示对老慕的爱情，比如老慕出国回来，她到机场去迎接，不仅献上鲜花，还要热情拥抱，这回表现得更加生死不渝。

进来的人说：“慕绥新同志，我们要请梅花同志去谈谈。”

老慕很不高兴：“要谈就在这儿谈！”

他摆出了市长的派头。

不过当时他不是市长了。

那是2001年2月6日，他已被迫辞职近两个月。震惊全国的“慕马”案中的马已经暴露，这回轮到了他。他的前妻贾桂娥交待了许多问题，现在该现任妻子梅花交待了。先扫清外围。中央纪委办案很慎重，慕绥新这个沈阳市市长，副省级干部，没有确凿证据，是不能轻易动他的。

迈着沿重的脚步，慕绥新走进法庭

进来的办案人员说：“慕绥新同志，我们不是跟你商量，我们是代表组织通知你，让梅花跟我们去把问题说清楚。”

慕绥新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说道：“那行吧，去吧！”

还是一贯的风格，办事不抹叽，要么不答应，要么痛快答应。

当时慕绥新是躺在病床上，到这一年的8月，他坐起来了。

坐起来的原因并不是病情减轻，而是心情放松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个结果才好。犯罪也一样。没有彻底交待之前总是非常害怕，硬扛着，灵魂不得安宁，很受罪。交待了也就交待了，天并没有塌下来，心情反而平静了。他升华了，大彻大悟了。所以他愿意坐起来，打起精神，跟记者长谈。那时候他把所有的问题都交待了，想跟记者好好探讨一下，他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说：“已经到秋天了，我能感觉到凉意了。”

他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

他说：“那是98年换届的时候，是我提议宣誓的。因为当时代表们的选举气氛很热烈，票数也很集中。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面对选举我们的人做一个承诺，这样也成为约束我们自己的一把尺子。我们一起喊了一些誓词，主要是这么几句话：‘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因为我知道，上任后会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靠我们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那就是腐败。只有把我们交给群众，在群众中亮相，把我们的诺言喊出去，我们才有可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闯过这一关。代表们都站起来，为我们欢呼。”

从录像上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为没解决好腐败的问题而遗憾吧。虽然宣了誓了，喊了，说了，讲了，做的却是另一套，没有“廉洁奉公”，而是收钱受贿，整天打壶不认锡，不知不觉地腐败了。

也许他在想，现在沈阳市人民会怎么看待他。

他沉痛地说：“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

低下头去，半晌没有再吱声。记者很尊重地给予他沉默的时间。

“面对自己的老百姓，我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没有再沉默，而是激动起来：“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去讲？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而下面做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所以我曾经要求中央，对我的罪刑在审的时候能不能异地审，不要在沈阳审，因为我不想再伤害我非常热爱，并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我却欺骗了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他以为，老百姓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他说对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

我到沈阳后接触了许多人，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城市建设，路的改造，等等，等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既贪又不给老百姓办事情。

善良的老百姓把对干部的要求已经放得很宽。他们对腐败有了很大的承受力，再不像以前那样，干部吃顿高档宴席也义愤填膺。他们早就想开了，吃吧，玩吧，捞吧，造吧，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多得点实惠就行。

况且，老慕还不爱玩。

慕绥新除了干工作，下班准时回家，从来不去娱乐场所，更不与女人鬼混。在与前妻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白天很威风地当市长，晚上回到家里好歹吃点剩饭，便独自看电视。贾桂娥在经商，总是很晚才回来。他对妻子把嘴唇画得通红很反感。

那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梅花，不过他的自制力很强，不经常见面。他对家庭有责任感。可是他越来越感到，这个家庭快维系不下去了，不仅因为感情，而且还因为经济。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办企业太出格了，要给他惹祸的。他向有关部门发下话去，贾桂娥不代表他，不能给她办任何事情。但是不管用。方话不入圆耳朵。

也许一开始就错了。

那是1970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冶金部设在鞍山的第三冶金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机修厂，当然是下车间当工人。同去的有16名大学生，除他以外都陆续地与车间女工结了婚。他身高1米80，英俊潇洒，会拉小提琴，在清华当过乐队指挥，想找个有文化素养的姑娘。

这时候中专毕业的绘图员贾桂娥出现了。在师傅们的撮合下，二人谈起了恋爱。但谈了两个月后，慕绥新觉得她太俗，想结束恋爱关系。

这对痴心爱他的贾桂娥是个打击。那时慕绥新已经调到文艺宣传队，她生怕这位帅哥被别的姑娘抢走了，马上就神经了，疯了，寻死觅活，家长也找上门来施加压力。他只得跟她结了婚。

然后就有了两个女儿。过日子，忙工作。然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包括慕绥新在内的16名大学生都受到重用，当了官。

那15名大学生像当初很快找工人结婚一样，又很快地全都离了，找到自认为档次较高的女性结了婚。慕绥新没有这么干，尽管贾桂娥在16个女人中排名并不靠前。

这么做是对了，还是错了？就算对了吧。但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次对了，并不能担保下次也对，不能担保你永远不迈错步。生活是很危险的。那种危险往往出现在你感觉不到危险，反而觉得很安全的时候。

那个年代生活困难，贾桂娥学会了理发，她给慕绥新理出很好看的发型，二人对着镜子笑。然而后来她借着丈夫的势力大把捞钱。你为什么让她借那个势力呢？回想起来很是懊悔。

“政绩市长”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着眼点全在事业上。别说家庭生活这些小事，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他也不讲，或者说不懂。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有时坐在小车里接到一个请求办事人的电话，他立刻就回答可以办还是不可以办，如果可以办，他就马上写个条子，交给秘书去办。除了正式大会，讲话从来简短，枣核解板——没几句（锯）。他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提高办事效率。

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连那种非常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迟到更是家常便饭，常常出现“书记常委等市长”的场面。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个政治事件，因为关系到谁是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在沈阳，大家公认慕绥新是“党内个体户”，司空见惯，奈何他不得。

在书记、市长同时出席参加的重大活动中，他经常越过书记拍板表态。他思维超前，头脑敏捷，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人家毕竟是书记，你不能这么办啊！

对下级那就更厉害了，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收拾你！”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无轨电车改成汽车的建议，便让一名干部去论证，那干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他便说：“我让你论证改后的好处，不是让你论证不行，你他妈回去给我重新论证！”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当然是工作目的，不讲究方法，不斟酌手段。对某项工作越是热衷，便越是勇猛向前，不顾细节。

他当选沈阳市长后，除了集体宣誓，还有一个自己的就职演说。他对记者回忆说：“这个就职演说是我自己打的草稿，没让任何人看过。核心的内容是，我衷心地希望沈阳人民能够骄傲起来，能为自己是沈阳人而感动、骄傲和自豪。这是我为政一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

他接着说：“我基本上像一部装甲车或一部坦克车，呼呼往前冲，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都无所畏惧，我都可以克服。很多在常人眼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我的手下已经变成了现实，就是因为把我放在沈阳市长这个位置上，我要实现我的抱负，我要完成对这个城市人民的庄严承诺。1998年我们做过一个测验，沈阳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94·7％。”

也许这个数字像其他许多数字一样不会十分准确，但说明慕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