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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部分

回到家里,我跟丈夫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并大吵大闹了一番。但他却说:“奥尔佳,你不能不去工作,不然我们日子没法过。要不你跟车间领导要求一下,换个别的班?”

我照办了。车间的头儿安排我上夜班。“你丈夫可以送你来上班,早上回家时就不会有危险了。”

于是我开始上夜班。第一次上完夜班坐公共汽车回来时大约是早上六七点钟。快到终点站时车上的人还满着,但一到阿夫托沃差不多就没人了。我又得一个人过树林。

下车的并不只我一人,还有三四个男人。这次我先去了马路对面的车站,那儿有人在等相反方向的车。等那几个男人已经消失在树林中,我这才一个人往家走。你们猜怎么样?

我安全地穿过了树林,连绊都没绊一下,当然我是飞快地跑过去的,刚刚跑出树林不远,一个家伙从没完工的空房子里跳出来,把我拉进了黑黢黢的门d。我把手提包狠狠甩在他的脸上,奋力挣脱出来,撒丫子就跑。一回到家我呜呜哭起来:“怎么办?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干了。”

丈夫使劲安慰我,劝我试试上白班。我又照办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挤公共汽车时钱包让人掏了。

这回没说的了,我丈夫不得不扔下房子,等夏天放假时再说。我们开始一起上下班,再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那些上夜班和中班的单身女工多可怜,她们得一个人走夜路——我真同情她们。”拉丽莎说,“结了婚的女人都难逃坏人的糟践,更别说年轻姑娘了。”

“当局至少可以做到不让妇女上夜班,”尼尔娅说,“虽说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光天化日之下也有性犯罪。听我给你们讲讲吧。”

故事之八

女教师尼尔娅讲了她如何在离丈夫几步远的地方被人qg。

这事我丈夫不知道,我希望他永远不知道。你们已经知道我和波里斯是怎样认识的,以及他女儿列奴丝娅如何为我俩牵的红线。但我与波里斯相识相爱还另有原因。波里斯在战争期间也进过集中营。他所以能够活着出来,这得感谢那位跟他一起被捕的苏军士兵,那个士兵没让德国人知道波里斯是犹太人。因为他长得一点都不象犹太人,而看上去更像个德国人——蓝眼睛、黄头发。

波里斯经受的是r体的创伤,而我所经受的却是心灵上的创伤。四年前,他得了心脏病我已想到他要离我而去,但幸运的是,他又活了下来。他出院后我们去了乡下,因为空气新鲜的环境有助于他恢复健康。没想到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波里斯活动仍然不方便,走路得像老头一样拄着拐杖。离村不远有个湖,周围都是树。

我们每天上午天热以前去湖边乘凉,等天不热了再回家,我带着毯子、食物、还有书。波里斯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草地上百~万\小!说。我则去湖中游泳,采蘑菇,以此来摆脱对他的疾病的焦虑和担心。我还常常在湖边捡树枝,然后点燃篝火,用来烧茶或者煮蘑菇。波里斯开始逐渐恢复生气,在医院时的一脸绿色在慢慢消失,眼睛也变得有神了。有时我躺在他身边,他便把手放在我的胸上,也就仅此而已,我们不敢冒险干别的。

一天,我正沿着湖边采越桔。我和波里斯隔一会儿就互相招呼一次,我爬到小山丘上去,也能透过树丛看到他,他正静静地躺在草地上。看着书。

突然背后有人扑到我身上。

他把我摔在地上,开始亲我,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喊波里斯,但刹那间想到:波里斯跑来救我,忘了带拐杖,急得心脏病发作。而且,即使他真的与这疯狂的qg犯搏斗,结果也可想而知。想到这里,我便屈服了。我甚至还对这个畜生小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出声。”

我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事情过去后我起身去了湖边,开始下水游泳。我尽力克制着没哭出来,不然波里斯会发觉。

“后来呢?”阿尔宾娜问,“你后来干吗?”

“后来?我给波里斯煮了粥,喂他吃了。”

“再后来呢?”阿尔宾娜坚持问。她坐在床上瞪着大眼睛盯着尼尔娅。“你知道那家伙住哪儿吧?”

“知道。”

“那这事就这么算了?”

“当然。这都是为了波里斯。”

“那你也没想到离开那个地方吗?”

“我不能离开。波里斯正在迅速康复,何况,我要去别的地方钱也不够用。”

“我认为这简直荒唐透顶。”阿尔宾娜说。

“我认为这是高尚的。”拉丽莎平静地反驳说。大家都同意拉丽莎的看法。

“我们何不在某天晚上专门谈谈女人的高尚行为,”爱玛提议道,“谈谈他们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勇气。”

“同意。”拉丽莎的回答代表了大家的心声。“不过,现在,你爱玛,得给我们讲个既定题材的故事。我们等着呢。”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被非暴力qg的经过。

这个故事说的是我为什么决定当导演,以及我是怎样成功的。

我从小就喜爱戏剧。你们不会忘记吧,第一天我没讲我的初恋,而讲的是一个艺术家爱上了我。这是因为我真正的初恋是戏剧。至今我也不肯用对戏剧的爱去换取别的爱。我可以背叛男人,但永远不会背叛戏剧。

我小时候就有表演天才,但很久以后才被注意:从12岁开始我进了少年宫的戏剧班,而且一直担任主角,我很容易地进了戏剧学校,尽管竞争十分激列:每个名额都有百八十个候选人竞争。入学一年后,发生了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件事。

你们谁看过影片《来自森林的少女》?对,差不多都看过。

哎,你们认出我来了吗?我是不是变老了许多?对,我在这部片子中扮演娜塔莎,也就是守林人的女儿。我这就说说我是怎么争得这个角色的。电影厂的人来我们学院的戏剧系挑演员,而且挑的是主角。我是候选人之一。我们每个候选人都要表演个小品,还要用录相带录下来。导演审看了录相,然后选中了我和另一个姑娘,她是三年级的学生。显然她比我有更丰富的表演经验,但我长得更象那个角色。

导演盖克托·菲多谢夫让我俩通读剧本,以便能更好地进入角色,然后又让我们试了一次戏。在那之后他邀我去他的工作室谈了一次。终于精美的请柬送到了学院,我欢天喜地——我被选中了——或者说,我自认为被选中了。我梳妆打扮了一番,然后就去报到了。导演在他的工作室接待了我,把我捺在椅子上说:“噢,亲爱的,事情挺麻烦。你们俩都很好,我都喜欢,但你俩都缺少点角色所需要的东西——稍微缺少一点儿气质。”

于是他开始大谈什么是女性气质,如何获得这种气质,以及这种气质的缺乏何以能在哪怕是最普通的角色中表现出来。

你们大概已经猜着他的意思了吧?但当时我没马上明白,虽说那时我已经跟人睡过了。

但盖克托有病,他没完没了地给我讲这些话,直到最后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要我当场把自己交给他,以证明我的气质。

知道了我已明白他的意思,他才开始相当平淡地说:“你要知道,我不打算qg或强迫你。但如果你真想演这个角色,那么,这儿就是沙发,还有房门的钥匙。我不想催你,我只把这钥匙放在这桌子上。坐下想想吧。要是你决定了——就自个儿把门锁上。”

唉,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朋友们?影片你们已经看到了,因此你们知道我演了那个角色。而现在你们知道了我怎么得到的那个角色。在我开拍之后,一天我见到了我的手下败将。

她盯着我,嘲笑地说:“在戏剧界有个早已不新鲜的笑话:成功之路是通过导演的沙发。”

我这才知道那姑娘比我坚强,没有屈服。但我得到了那个角色。

在拍片子期间,导演再没找我的麻烦。实际上他有点性无能,弄一次就足够了。然而他具有qg犯的变态心理。他老婆是个非常令人可怕的大p股女人。她在制片厂的外号叫p股女王。他早年的成功之路是上p股女王的床——她是导演的女儿。所以,现在他拿年轻的女演员当作发泄的对象。

我发现拍这个片子很困难:我演的角色是英雄人物,但我又感觉自己是个妓女。这个主角真是得之不易。从此以后我下决心不再当演员,而要当导演。我如愿以偿了,这叫有失必有得……听完爱玛的故事女人们热烈评论起来,大家都说舞台生活并不象局外人看到的那样美好。同时,她们还讨论了那个男导演所说的“无意qg或使用暴力”这句话。

“典型的男性逻辑。”拉丽莎评论道。“这就象奥尔佳遇到的qg犯骂她是‘母狗’一样。”

到此大家都坦率地谈了自己的遭遇,只剩下爱丽什卡了。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她如何避免了被qg,还使对方受到了再教育。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事情发生在我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和瑟约什卡住在很高的楼层上。这座楼位于马斯科维奇大街的尽头,紧挨着“凿子”。怎么?你们不知道“凿子”?就是列宁格勒保卫者纪念碑。雕塑家倒是很著名,可他堆了一大堆东西,无人能分清头尾,只是挡住了整个街道,还称之为杰作。这还不算,在这一大堆东西的中间还竖着一个长长的花岗岩做的玩意儿,顶上削去一角。所以住我们这一带的人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凿子”。

在“凿子”前面的马路两边各有一幢二十层住宅楼,我和瑟约什卡就住在其中一幢的八层上。

有一天深夜,我下班回家上电梯时,一个小伙子也尾随进来。他马上按了二十二层的按钮,那是顶楼。我正要伸手去按八层按钮,没想到他抓住我的手不让我按:“跟我上去。”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

仔细一看,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但他却死死抓着我的手。我暗暗打定主意,要用我所有的女性机智来摆脱他。所以,我开始同他谈话:“象你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臊。任何一个姑娘让你qg了都会是一种幸福,而你却在这电梯上追求一个陌生妇女,拽她去顶楼。快乐——顶楼,那儿都是猫屎。”

“没有姑娘愿跟我好,所以你别花言巧语地哄我。”

“她们为什么不愿意?”

“因为我上职业学校,住集体宿舍,没有钱。”

“那怎么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时电梯正过第八层。

“我还长了满脸疙瘩,什么样的姑娘愿意跟我?”

“那怎么了?不就是两个小粉刺嘛。但你的双眼给人印象很深刻。”

他的眼睛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充满了欲望、恐惧、好奇——我从未见过这么痴迷的眼睛。

“你瞎说。……”他让我恭维的有点难为情,手抓得我也不那么紧了。我试图用胳膊肘碰按钮板,希望能按住一个按钮。恰在这时,电梯到了二十二层停住了,门开了,那孩子企图硬拉我出去。

“等等。”我大声喊道。“我还没告诉你怎样去掉你脸上的粉刺。”与此同时我的腿抵住电梯的门框,不让他把我拉出去。

然后电梯门关上了,开始往下走——我用胳膊肘捺的按扭起了作用。“好了,”我对那孩子说:“现在放开吧。你的尝试失败了,有人在要电梯。”

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得已放开了我,脸都吓白了。

“别害怕。”我告诉他,“我不会把你交给民兵,也不告诉别人。我可怜你,想想我说的话,你不该使用暴力,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跟你说的话。要是我没有丈夫,我会主动想办法与你约会。”

“真糟糕……”他咕浓着,把衣领拉起来遮住了脸。我不知道他是真感到羞愧了还是为失败感到沮丧。

电梯每层都停,因为所有的按钮都被我碰亮了。没等到八楼,我提前下了电梯,走到我住的那层:我不愿跟他呆在电梯里。

但事情并没完。有一天我跟丈夫乘地铁,在一个地铁站上遇到了那个小伙子——还挎着个姑娘。他认出了我,脸涨得通红。我用眼神指指那姑娘:好吗?他点点头:很好。然后他做了个友好的表示。他经过我们身边下车时冲我说:“对不起,请让一下。”

我们让他过去了,他望着我平静地说:“多谢。”

好象是在感谢我为他让了路,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感谢我……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爱丽什卡的故事使大家感到宽慰。她们同意明天讲与金钱有关的故事——金钱在生活中有多重要?接下来她们开始准备就寝,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六天。

第七天

金钱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了五戈比铜币的故事。虽然五戈比买不了什么东西,但有时却是无价之宝。

我从未在金钱上遇到什么麻烦,25岁研究生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搞科研而且薪水不低。我母亲是医生,父亲搞飞机场建造,后又搞太空站。不,不是贝库诺,他搞过一两个,不过这关系不大……有一天,我告诉父母说,我不想结婚,但想生个孩子自己过,他们听后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很长时间没缓过劲来。后来,他们对我的想法习以为常了,就张罗着为我买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我儿子大了还可以再换个两居室的。我已经开始攒钱了。我并不吝啬,但我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出国由国家拿钱,因为我们出国是为了科技交流;至于度假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对金银首饰不感兴趣,我也不需要汽车——那太麻烦。所以,我的钱很多,我甚至还在银行存了一些,以防日后有难。但我最大的安全感在于我不依赖任何人。

不过,我生活中发生过一件事,我的命运曾系于五戈比上,当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请求上帝赐于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给了。除了天意,无法解释这件事。

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修的是遗传学,这门学科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苏联生物学的先进领域”。遭迫害的遗传学家中那些还活着的已经平反,重返科学界并得以晋升。但并不都是如此。我听说,在拥有大量集中营的某加盟共和国,有个人就是一个“未返者”,他在那里的大学教生物学并从事遗传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在妊娠初胎儿发育过程中预测基因畸变的可能性。我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决定:请这个顽固老头做我的指导教师。人们都说不可能,因为老头在列宁格勒时是被同事出卖而被送进监狱的,所以他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甚至当邀请他回来会见外国科学家时,他都拒绝了。

我给这位老人写了封信,没有回音。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寄上了我的论文要点及已完成部分的复印件。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到他所在的边远地区去看他并同他交谈。

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装出发,充满激动、紧张之情,好像要会见的是初恋的情人。

他选择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说别人在1937年为他选择的地方,竟是如此凄凉:列车窗外是泰加森林,无边无际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营,大概是现代的罪犯集中营而不是政治集中营。上下车的人中有些形迹可疑,他们穿灰布工装,留短发。旅客们正在议论,说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应该小心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个运动包和一个装钱及论文的小包,岂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两个包都被人偷走了,钱、学生证、论文全丢了。火车就要到站,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幸喜护照和五卢布钞票还在上衣口袋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决不能空手而归。

下车后,我很快就在学校里找到了我的学术偶像,一个顽固的老头。我们就在课间站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实验室去。

我一边离开学校,一边想着我此行的命运:在十分钟的交谈中没有看到他一点笑模样。

实际上,他怀疑我,很不情愿同意会见,起初他说就在走廊里谈谈算了,我坚持至少要谈一个半小时,他才同意了明天的会见。现在我发愁是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即使发电报,也不会有人给我寄论文复印件来,这意味着只能完全取决于我跟他谈的结果,而且还得假定谈话是严肃认真的。此外,还有令人忧虑的生活问题:我怎么回家,怎么找回失窃的学生证,怎么用这仅有的五卢布维持生活?

我找到车站派出所,告诉他们我坐的是哪次车,哪节车厢,还给他们看了火车票。我告诉他们,一旦发现我的论文和证件就立即还给我:有时小偷只要钱而把这些东西随手扔掉。

他们答应了,而且应该提一下,两个星期后他们真的把我的论文和证件给我寄到了列宁格勒。小偷把它们恰好丢在我坐的那节车厢的门口,要是当时想到问一下列车员,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老头了。

我到邮局给我父母发了封电报,让他们尽快给我寄些钱来,然后我就去了旅馆。我在普通客房租了个一卢布半的床位,而且还得预付款。一间房里住了六个陌生女人,我还得集中精力准备明天的会见。怎么办?我出去在街上转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感到很冷,于是我去一家咖啡馆取暖,要了杯咖啡和一块蛋糕,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女招待开始以不满的眼光看我,我只好又要了点别的。然后我去电影院看了部侦探片,看电影时,我实际上还是在想自己的事。我再也无钱去别的地方了,所以我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包香烟就回旅馆了。我早早地上床,却难以入睡,翻来覆去,一直到快天亮时才睡着。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你们知道,我没有闹钟。九点半我才醒来。而到学校有半小时的路程。因为昨晚钱都花光了,我连坐公共汽车所需的五戈比硬币都没有。天啊,怎么办?我爬起来,简单梳洗了一下,但感到十分绝望:这是怎么回事埃我冲到了街上,去学校的汽车站就在旅馆旁边,汽车正要开动。好像被什么东西猛推了一下,当车门正要关上时我飞身跨了进去。哎呀,我想,我可是第一次坐车想不买票。

我坐在那儿,哪儿也不看,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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