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曹录事与刘四根皆莫名其妙，为什么孔押司会发疯般地帮刘昌郝，以至曹录事生生落了一个大话柄。两人不解，最终曹录事的想法是，刘昌郝给了孔押司许多钱。

但孔押司收了多少钱，没有人看到，他的布尺与小薄子却落在孔押司手中，是真凭实据。无奈，只好求助曹家帮助。曹家托人与孔押司说和，孔押司本来就不打算将它们上交，说和了，曹录事又赔罪了，孔押司将两样物事烧毁。然后又说，刘家小郎的地产，乃是我处理的，你们莫要动。

而且曹录事特么地傻了，你岳父是你岳父，帮一帮就可以了，你作为曹家子弟，相帮的主体应是曹家，是你的根本，而不是刘四根家，且看刘四根在你相帮下，这几年做了什么，犯了好几个人命，继续相帮下去，早晚会惹出泼天大祸。

“说的好，”刘昌郝说道。

造成这结果，主要两人智商不在线，曹录事智商远不及刘四根，虽是有身份地位的女婿，只能被岳父玩于股掌之上。

不过曹家应当有聪明人，只要孔押司说开了，以后会好一点。

曹家也称是。

谁知才过去几天，武知县将孔押司叫来，指着大薄说，此刘昌郝乃某去年所杖之刘昌郝？

孔押司说，是也，然其未漏税，未隐田。

官员与乡绅共治地方，有的官员若是无能，都能被胥吏与乡绅生生架空，孔押司拿武知县没办法，但也不惧这个贪婪的知县。未漏税未隐田未犯法，不管你喜不喜，也不能拘拿刘昌郝。

武知县也不是草包，在尉氏呆了一年半时间，也了解了尉氏一些情况，孔家包括孔押司与商行行首李阔海走的近，李阔海与花谷久积怨已久，故去年李阔海似乎相助了这个小子。

至于刘昌郝种种，李阔海只与几个亲近人说过，其他人不知，武知县也不知。刘昌郝在武知县眼里仍是一只小蚂蚁，不过沾到了李阔海，也有些说不清楚。

不知他原来是什么主意，想了一会说，他家须养两匹马。

“其也没有做错，”刘昌郝说。

它便是王安石推出的保马法。

朝廷将官马交给上户饲养，物力高自愿者可以给二匹，物力跟不上的，可以数户合伙养一匹。若是马匹病死，保马户必须赔偿。

元丰年间，宋朝又换成了户马法，不给马，一户给十缗钱，让保马户自己去买马……不是民间的驮马，乃是乘马（战马），十缗钱，运到地头五十缗钱也买不来。

户马法激起了更多的愤怒，朝廷无奈之，随后又推出都保养马法。

还是自己买马，不是按财力，而是按地的多少，家有五顷耕地养一匹马，五顷以上耕地养两匹马。“十顷之上，物力高强，恐妨差使，不在养马之限”。

虽然买马会亏不少钱，朝廷却会免除养马户支移、折变、春夫、盗贼敷出赏钱、保正（都保长）、保副（副都保长）、大保长、催税甲头、保丁巡宿十种负担。

户马法显然是胡来的，都保马法则是一种明智的妥协，涉及到两位宰执，吴充、王珪，以及保马法本身的漏洞。

眼下是保马法，养马户只负责养，不需要掏马钱，当然，养死了，得赔偿。户马法，一是保马法种种漏洞，无法维持下去，一是吴充的阴心思，非正常法。都保马法则是一种很聪明的妥协。

对保马法后来有许多争议。

实际不是它盘剥多少百姓，最大的毛病是王夫之写的一段话：

夫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则困于刍粟，寒暑则死于疾疫。唯官有牧苑，而群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时以蠲其疾；官有牧资，而水旱不穷于饲；则一虚一盈，孳产自倍。

自成周以迄于唐，皆此制也。汉、唐车骑之盛，用捍边陲，而不忧其匮，柰何以诱愚民而使陷于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为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无益于国马，相踵以行，祸延无已，故曰害最烈也。

“愚民”贪图好处，如两匹马来到刘昌郝家，能骑着出行，能拉车，甚至能犁田。但“愚民”不知道，马很不好养，往往十之六七便会养死，一旦养死便会赔偿，不病死，也会老死，还得赔偿。此乃乘马，一匹得五六十贯钱，有多少百姓能赔得起的，往往家庭情况一般者，会破家荡产。

对国家来说，这些马困于百姓家中，空间有限，渐渐不善奔驰，即便拉到战场上，也不能发挥作用。

那何苦折腾百姓？

王夫之所说的还有极大的局限性，保马法虽做无用之功，还不能称为虐政，保甲法才是虐政。因为它针对的是“上户”，牵连的普通户不多，能牵连到的，不是马政，而是吏政，胥吏捣的鬼。

其次，百姓有一句俗语，铜骡铁驴纸糊马，不是马不好养，乃是环境之故。其实宋朝已经掌握一些马的特性，高凉之地，便是养马的环境，但整个中原，包括关中，符合这种“高凉”条件的场所并不多，包括朝廷几个牧监，也不是好的“高凉之地”。加上活动空间狭窄，故马容易生病，然后病死。

但不用说，这肯定是曹录事捣的鬼，孔押司后悔地说：“我亦不能相信曹家……”

即便捣鬼，也要过段时间吧，这才是真正扫了他的“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