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为姐妹们服务的，而不是像老鸨一样残害和剥削她们。”她也不知道是和我解释还是在和自己解释，语气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拗劲儿。

“她们都称呼我为大姐。”她抬起了头，说道：“这是她们感谢我，尊重我而自发这么叫的。我们亲切的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我就不明白了。我明明是为姐妹谋福利，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可到头来，反而我却成了罪犯，说我犯了组织介绍卖淫的重罪。”

她的情绪有些激动，声音也慢慢地急促了起来：“难道我们联合起来保护自己也是错的吗？！”

“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如此不公平？”她喃喃着说着，身体也开始出现轻微的浮动。

我看着她，安静地听着她的诉说。

“为什么？为什么？”她的眼神似乎有些涣散，瞳孔放大而无神，像是发癔症的样子，嘴里也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看到她的状态，我暗道一声不好，便急忙提高了声音，打岔道：“先不说这些了。来，我给你出一道选择题，先测试一下，好吧？”

说完，我就从公文包里拿出纸和笔，摊在桌上，写了几行字，然后递给了她。

我之所以会打断她刚才的话，是因为从心理行为学角度来讲，她刚才的状态，已经属于于人类的“思维边缘状态”。

思维边缘状态一种介于理智与非理智之间的思维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会死揪着自己的执念不放，把所有的过错归责给除自己以为的所有人或事。这也就是俗称的“蛮不讲理”，“一切都是自己对”的心态。

这种状态，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喊大叫，一种是自言自语。

黄玲玲刚才的状态，就属于后者。如果刚才还让她按照自己的思维想下去，那么她的心里就总会被“不公平”的念头所占据，而这样的念头持有的越久，对我的治疗工作越不利。

被我的举动打断思维后，她顺从地接过纸条，轻轻地读出声来：“如果让你选择删除回忆，你会选择：a，悲惨无趣的童年；b，痛彻心扉的初恋；c，失去爱人的无奈；d，游戏人间的沧桑。”

我给她写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为了让她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一个自我评估，看看哪个经历对她的影响最深，从而分析出各个阶段在她潜意识里所占的比重，进行有的放矢的治疗。

她读完题目，抿着嘴沉默着。可能是我设计的四个选项，无一不戳中她的痛点吧，她现在的表情里有些不太自然，右手也僵硬地拿着纸条，半悬在空中。

“不要想的太多，随心就可以。这只是个测试而已。”我轻轻地安慰着她：“选一个你最希望的。”

“呵呵！”她轻笑了一声，放下纸条，叹了一口气道：“哎！选b吧！”

我暗暗点了点头。和我预想的一样。

从接触她开始的短短几句谈话，到现在完全了解她的经历，我就一直把她定义为“爱的悲剧”。造成她如此经历的罪魁祸首，也正是由于她对“爱”的扭曲。这一点，从她刚才的选择就可以看出倪端。

我正在怔怔地想着心事，耳边又传来了她的声音：“如果可以，我想选择全部。这些都需要删除掉，是吧？”

我回过神来，冲她点了点头，像是安慰她又像是在向她解释道：“回忆是不可能遗忘的，你我都知道。我们能做的，就是去选择如何面对。”

说着说着，我把她放在桌上的纸拿在我手上，慢慢地把选项部分撕开，道：“就像这样，无论我撕得多碎，存在的东西还总是存在。”

“存在的……总是存在。”她低声地重复了一遍我的话，陷入了沉思。

趁她思考的时候，我继续问道：“这样，还是这四个选项，如果选择让你改变一项，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她的眼神有些迷茫：“改变？可以吗？”

“相信我。”我压住嗓子，用上了催眠的语调。

“还是选择b吧！”她闭上了眼睛，然后又突然睁开，笑了一下，对我说道：“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能测出我的什么？”

她突然问起这个问题，让我有些意外。

“有什么意义？嗯？”她又问了一句。

正在我想着如何开口的时候，手机短信的铃声响了起来。是陆明。

“有人来看黄玲玲。”

我回了一条短信：“谁？”

不一会儿，陆明的短信过来了：“李建强，男，35岁，油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