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king？哦，就是那个总是说我是他妹的富二代，他妹妹挺多的，……，他不值得一提，我懒得想。”

到了我家，我给他煮了一碗清水面，还窝了一个荷包蛋。

他吃完就回去了。

从这以后，他好像不愿意让我再去他家，而是很勤快的愿意跑到我这里来。我为了他，专门又买了一个给他吃面的碗，很像当年唐三藏西天取经的钵盂。

这一个星期，我天天去廖安那里报道。

廖安没有再问我与勋暮生的关系，只是每当从娱乐新闻，网络八卦中看到萧容那辆豪车和她的贵妇装扮的时候，她就会不顾形象的疯狂大笑，似乎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最荒谬无耻的笑话。

每次看到她这样，我就有些忧郁。

我的假期还有两天，这天早上，廖安见我进门就问，“带身份证了吗？”

“带了。”

“走，和我出去一趟。”

“去哪里？”

我被她扭着向外走去。

“上海。”

我，“谁出钱？”

廖安，“我有一个客户需要面谈，他现在就在上海，而我身边没有人能陪我出差，所以就是你啦！放心，你的机票和酒店的费用，我来付！”

我马上跟打了鸡血一样，“没问题！廖安姐姐，我是你最诚实可靠的小跟班！！”

飞机上的廖安，如同一个萨满女巫，她打开她的macbookair，面对自己写的剧本开始念念有词，一面飞快的念着，一面还用手表计算时间。我打开手中的书，是英文版的狄更斯的《双城记》。

我们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

手机一开，里面有几条短信，有simon张在巴黎一夜春宵之后看过日出给我发过来的装腔作势的法语的你好，还有勋暮生问我在做什么的信息，他说晚上一起吃饭。

我给simon张回了一个烧焦的小脸，然后告诉勋暮生，我在上海。

我和廖安没有托运行李，所以她拎着她的lv的neverfull，我拿着勋世奉给我买的那个机车包到外面找出租车。

勋暮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你去上海做什么？”

我，“廖安需要在这里拜访客户，我和她一起过来，明天就回去。”

“有地方住吗？”

“嗯，廖安book的酒店。”完了，我不忘加一句，“都是她花钱。”

“酒店在哪里？”

我问廖安，“哪家酒店。”

廖安，“锦江饭店。”

我告诉了勋暮生，他‘哦’了一声。

我坐上出租车，就想要挂掉电话，“不和你说了，我们要先去豫园买包子吃。”果然，那边扔过来一句，“吃货”，就切断了通话。

于是，廖安带着我先去了豫园吃饭，再到恒隆买了两条适合晚上穿的裙子、高跟鞋和彩妆（都是廖安刷卡），然后到酒店去checkin，洗了个澡，打扮适当，就直奔伯瓷酒店了。

burjal-shanghaihotel，这家酒店和dubai的那家举世震惊的帆船酒店是同一个妈生的，一个面朝阿拉伯海，一个面朝黄浦江。

上海这家看上去稍微正常一些，没有那些金光光灿灿的柱子、墙面、门把手，甚至是卫生间的水管，不过据说这里，所有的卫浴用具依然还是爱马仕，包括肥皂、牙膏和香水。这里似乎依然传承了阿拉伯文化中对淡水的迷恋和尊崇，酒店大堂外面是一个巨大的音乐喷泉，里面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水族馆，让人感觉似乎进入了神秘的海底空间。大堂是空的，向上可以看到楼顶那个如同天幕一般的玻璃顶，整个楼顶有一个变态巨大的空中花园，养了各种珍稀花卉，蜜蜂和蝴蝶在其中飘来荡去。

如果说，我和廖安前些天在茹丝葵遇到的门童是sb，这里的门童就是彻头彻尾的bitch了。他们拘谨而高傲的神态，使一切穿着打扮不合适进入这个地界的人自惭形秽而抱头鼠窜的地步。

廖安很是气定神闲的走在前面，由人服侍着引路，一直到推开一个巨大的雕刻着金子花纹的门，红色的波斯地毯延绵于脚下，屋顶是巨大的水晶吊灯，下面一个大圆桌，一场酒局已经开始。屋中乌烟瘴气的，每个男人身边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有几个还很眼熟，都是最近当红的小明星和嫩模。

正中央坐着一个人，身材像酒桶，梳着郭德纲一般的头发，穿着浅灰色的丝绸唐装，活像一头天官赐福的猪——古董商人老谭！他旁边坐着一个姑娘，看上去都不到18岁，嫩的都能掐出水一般的脸蛋，正柔弱无骨的趴在他手臂上，喂他吃樱桃。

侍者带着我们过去，廖安到他身边，说了一句，“谭总。”

谭酒桶一侧脑袋，虽然他侧的这个角度有些蔑视人，不过对于他的脖子粗细程度来说，这个角度应该已经算是最大了，他不可能在不扭断脖颈的情况下，再歪一些。

“廖安！你来了！好，老规矩，十分钟！”

廖安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他身后，说，“那好，我开始。这次的故事，是这样的。民国时期，一个旧军阀家族的公子哥爱上了他爹送给他的一个歌姬，他们两个干柴烈火，如胶似漆，然后，打仗了，……”

酒局上是酒池肉林，这里廖安用极认真冷清的话讲解她的故事。后来廖安告诉我，老谭听意见书一般都在酒桌上，在最乱、最嘈杂的环境中听，如果这样也能让他感兴趣，那这个计划就是一个绝顶好的计划。

“……经历了这么多，公子哥才知道，自己的枕边人，其实很不简单。”

老谭显然被吸引了，他在这样混乱的环境中，还对廖安讲的故事感兴趣，他忙着问，“怎么，你说那个娘们是个日本特务？”

“不是。”廖安说，“是咱们的人，是地下党。”

“这不可能！周恩来当时严令，不允许女同志搞情报的时候出卖自己。”

“这是故事，如果是个日本特务，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没法写了。”

“也对，你继续。”

“最后，北平傅作义起义了，那女子在南郊机场送走了公子哥，从此一生再也没有见面。后来，公子哥死在海外了，他把骨灰分成两半，一半放在自己海外的墓园，一半让家人带回国，和他的初恋情人合葬。他们说，生不能在一起，不能有婚礼，死后，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同一个墓碑上，也是一种永恒的爱。最后的镜头，是一块石头墓碑上，写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然后下面放上一支火红的玫瑰。”

我听着这个故事，不知道触动那里了，就是觉得很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