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婶那儿都冻死了，”她们在别处一见面就抱怨。“这么冷的天，都不装个火炉。”

“有人说他们的莲子茶撤下去拿给别人吃，恶心死了。”

“真怕上他们那儿去。二婶说的那些话，都气死人！”撅着嘴腻声拖长了声音。

“这回又说什么？”

“还不是她那一套？”无论怎么问也不肯说。

“熹嫂嫂真可怜，站在楼梯口剥莲子，手上冻疮破了，还泡在凉水里。问她为什么不叫佣人剥，吓死了，叫我别说，‘妈生气。’”

楼梯口搁着一张有裂缝的朱漆小橱，莲子浸在一碗水里，玉熹少奶奶个子高，低着颈子老站在那里剥。大房的二小姐搬了张椅子出来叫她坐，她无论如何不肯坐。房间开着，里面看得见。银娣这一向生病，刚起来，坐在床上，人整个小了一圈，穿着一套旧黑哔叽袄裤，床上挂着灰色的白夏布帐子。那张四柱铁床独据一方靠墙摆在正中，显得奇小。她说话也有气无力的，客人坐得远，简直听不见，都不得不提高了喉咙。

“你怎么啦，二太太？”大奶奶用打趣的口吻大声问，像和耳朵聋的老太太说话，不嫌重复。“怎么不舒服啊？怎么搞的？”

“咳，大太太，我这病都是气出来的呵。”

“怎么啦？你从前闹胃气疼，这不是气疼吧？找大夫看了没有？”她不说是媳妇气的，别人也只好装糊涂。

“害了一冬天了，看我瘦得这样。大太太你发福了。”

“肥了。”娇小的大奶奶现在胖得圆滚滚的，十足是个官太太。

“这才是个福太太的样子。”

“你福气呃，你好。可怎么这么娇滴滴起来了？怎么搞的？”

亲戚们早已诊断她的病是吃菜太咸，吃出来的，和她儿子长不高是一个缘故。她家的菜出名的咸，据说是为了省菜，其实也很少有人尝到。家里有事总是叫北方馆子的特价酒席，才八块钱一桌。平常从来不留人吃饭，只有她过生日那天有一桌点心，大家如果刚巧赶上了，就被让到外间坐席。她站在大红桌布前面，逐个分布粗糙的寿桃，眼睛严厉地盯在自己筷子头上，不望着人，不管是大人孩子。她不能不给，他们也不能不吃。

今年过年，她留下几个女眷打牌。她那天精神还好。玉熹少奶奶进来回话，又出去了。

“你不要看我们少奶奶死板板的那样子，”她在牌桌上说，“她一看见玉熹就要去上马桶。”

大家笑了一阵，笑得有点心不定。她为了证明这句话，又讲了些儿子媳妇的秘密，博得不少笑声。“这话我怎么知道的？

我也管不到他们床上。不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男人家嘴敞，到了一起，什么都当笑话讲，他们真不管了。想想从前老太太那时候，我们回到房里去吃饭，回来头发稍微毛了点都要骂，当你们夫妻俩吃了饭睡中觉。‘什么都肯，只顾讨男人的喜欢，’这话不光是婆婆讲，大家都常这样批评人。

男人不喜欢，又是你不对。那时候我们都说冤枉死了。其实也是，只顾讨他喜欢，叫他看不起，喜欢也不长久。这是从前，现在是……真是我们听都没听见过。还说‘我们这样的人家’！“

这话辗转传到玉熹少奶奶耳朵里，她晚上跟他又哭又闹，不肯让他近身。两人老是吵，有时候还打架。银娣更得了意，更到处去说。人家也讲他们，但是只限于夫妻间与年纪相仿的人们。两个女太太把头凑在一起，似乎在低声讲某人病情严重。忽然有一个鼻子里爆出一声厌烦的笑声，重又俯身向前去咬耳朵，面有难色，仿佛听不惯耳朵。

“他们家就喜欢讲这些。”另一个抱怨着。

玉熹少奶奶病了。银娣先说是装病，拖得日子久了，找了个医生来看，说是气虚血亏，也就是痨病。银娣连忙给玉熹分房，搬到楼下去。

“照这样我什么时候才抱孙子？小痨病鬼可不要。你也要个人在身边，不能白天晚上往外跑，自己身子也要紧。我把冬梅给你，她也大了。”

他从来没考虑过他母亲这丫头，不但长得平常，他从小看惯了她是个拖鼻涕的小丫头。

最近还闹过，开饭的时候他看见她端着一碗汤进来。

“冬梅的指甲又泡在汤里，脏死了。叫她别这么拿着，又把大拇指掐在碗里。”

银娣这时候忽然发现她有些好处。“说她呆，还是厚道点好，有福气。她皮肤白，一白遮三丑，打扮起来又是个人。五短身材有福气的，屁股大，又方，是宜男相。不过是借她肚子生个儿子，家里这一向太晦气，要冲一冲。丫头收房其实不算，也不叫姨奶奶，就叫冬姑娘。我们还是叫她冬梅。”暗示这不妨碍他正式纳妾，等到手边方便点的时候。

现在根本谈不到，还是年年打仗，现在是在江西打共产党。鸦片烟一天比一天贵，那黝暗的大糕饼近于臼形，上面贴着张黄色薄纸，纸上打着戳子，还是前清公文的方体字，古色古香。那一大块黑土不知道是什么好地方掘来的，刚拆开麻包的时候香气最浓。小风炉开锅熬着，搁在楼梯口，便于看守。那焦香贯穿全房好几个钟头，整个楼面都神秘地热闹起来，像请了个道人住在家里炼丹药。大家谁也不提起那气味，可是连佣人走出走进都带着点笑意。

她每天躺在他对过，大家眼睛盯着烟灯，她有时候看着他烟枪架在灯罩上，光看着那紫泥烟斗嘴尖上的一个小洞，是一只水汪汪的黑鼻孔，一颗黑珠子呼出呼进，蒙蒙的薄膜。是人家说的，多少钞票在这只小洞眼里烧掉。它呼嗤呼嗤吸着鼻涕，孜——孜——隔些时嗅一下，可以看得人讨厌起来。的确是个累赘，但是无论怎么贵，还是在她自己手里，有把握些，不像出去玩是个无底洞。靠它保全了家庭。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气氛，满房间蓝色的烟雾。

这是家，他在堂子里是出去交际。

她知道他有了冬梅会安顿下来的。吃烟的人喜欢什么都在手边，香烟罐里垫着报纸，偎在枕边代替痰盂，省得欠起身来吐痰。第一要方便省事，他连他少奶奶长得那样都不介意。

冬梅烫了飞机头，穿着大红缎子滚边的花绸旗袍，向太太和少爷磕头，又去给少奶奶磕头，但是睡在床上被人向她磕头是不吉利的，生着病尤其应当忌讳。银娣自己不在场，预先嘱咐过女佣们，还没拜下去就给拉住了。

“就说‘给少奶奶磕头’。说也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给冬梅又提高了身份。本来已经把前面房间腾出来给她，拣最好的佣人伺候她，叫她管家，夸得她一枝花似的。玉熹少奶奶躺在一间后房里，要什么没有什么，医生也不来了。她娘家听见了，从无为州叫人来看了她一次。银娣后来坐在房门口叫骂了三个钟头：“我们这儿苦日子过不惯，就不要嫁到我们家来。倒像请了个祖宗来了。要回去尽管去，去了别再来了，谢天谢地。我晓得是嫌冬梅，自己骑着茅坑不屎，不要男人，闹着要分床、分房。人家娶媳妇干什么的，不为传宗接代？我倒要问问我们亲家。他们要找我们说话，正好，我们也要找媒人说话。拿张相片骗人，搞了个痨病鬼来，算我们晦气。几时冬梅有了，要是个儿子，等痨病鬼一断了气马上给她扶正。”

她养成了习惯，动不动就搬张板凳骑着门坐着，冲着后房骂一下午。冬梅的第三个孩子，第二个儿子生下来，少奶奶才死。扶正的话也不提了。

十五

她有时候对玉熹说：“叫人家笑话我们，连个媳妇都娶不起？还是我恶名出去了，人家不肯给？”

“我不要，”他说。

“他也是受够了，实在怕了，”她替他向别人解释。“他不肯嘛，只好再说了。”

只要虚位以待，冬梅要是上头上脸起来，随时可以扬言托人做媒，不怕掐不住她。她现在还不敢，不过又大着肚子挺胸凸肚走出走进，那副神气看着很不顺眼，她又不傻，当然也知道孩子越多，娶填房越难。差不多的人家，听见说房里有人已经不愿意，何况有一大窝孩子，将来家私分下来有限，图他们什么？

孩子多了，银娣嫌吵，让他们搬到楼下去又便宜了他们，自成一家。一天到晚在跟前，有时候又眉来眼去的，叫人看不惯。玉熹其实不大理她，不过日子久了，总像他们是夫妻俩。

他还算有出息的。虽然不爱说话，很够机灵，有两次做押款，因为田上收不到租，就是他接洽的。找了人来在楼下，她没下去，东西让他经手，他这一点还靠得住，因为他要她相信他。东西到了他自己手里能保留多久，那就不知道了。她只希望他到了那时候懂事些。

她最大的满足还是亲戚们。前两年大爷出了事，拖到现在还没了，隔些时又在报上登一段，自从有了国民政府还没出过这么大的案子。亲戚们本来提起大爷已经够尴尬的，这时候更不知道说什么好。据说是同事害他，咬他贪污盗窃公款，什么都推在他头上。他被免职拘捕，托病进了医院，总算没进监牢。被她在旁边看着，实在是报应，当初分家的时候那么狠心，恨不得一个人独占，出去搂钱可没有这么容易。

他家只有他一个人吃这颗禁果，落到这样下场。向来都说姚家子孙只有他是个人才，他会不知道那句老话，“朝中无人莫做官”。

官司拖了几年，背了无数的债。大奶奶去求九老太爷夫妇，也只安慰了几句，分文无着。结果判下来还是着令归还一部分公款。他本来肝肾有病，恢复自由以后，出院不久又入院，就死在医院里。大奶奶搬到北京去住，北边生活比较便宜。那边还有好些亲戚，对他们倒还是一样，北边始终又是个局面。他们来了还有一番热闹。大家都说北京天气好，干爽，风土人情又好，又客气又厚道。

“北边好。”银娣对她儿子说。“说是北边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日本人来了是没办法，不犯着迎头赶上去，给人讲着又不是好话。”

这两年好几家都搬走了。生活程度太高，尤其是鸦片烟。

在上海越搬越小，下不了这面子，搬到内地去仍旧可以排场相当大。有时索性搬到田上去住，做起乡绅来，格外威风。明知乡下不平定，吃烟的人更担惊受怕。

“祖上替他们在上海买房子，总算想得周到，”银娣对她儿子说。“到他们手里搞光了，这时候住到土匪窝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