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的禁军，已和唐代以前单纯意义上的皇家禁卫军大为不同。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禁军成为唐朝皇帝唯一可以完全倚靠的军事力量。唐代宗以来，禁军不断扩充，实力大张，最盛时达十五万之众，分为左右十军：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和左右神威诸军。此时的禁军早已超越了皇家禁卫军单纯保卫皇宫安全，随皇帝出入护驾的职能，而是担任了大量的出征作战任务，成为直属朝廷管辖的中央正规军。
但没多久，晚唐宦官专权，同样把手伸进了禁军系统。禁军中最著名的神策军便成为宦官头子直接控制和指挥的军事力量，成为宦官集团恐吓朝臣、把持朝政的强大后盾，连皇帝也吃尽了苦头。朱温上台之后，发动了对宦官势力的大清洗，重建自己控制的禁军力量，不仅将原属宣武军节度使辖下的藩镇军悉数升格为中央禁军，还特别组建了一支自己直接指挥的侍卫军。后来在柏乡之战中覆灭的龙骧、神捷、拱宸等便属于朱温最精锐的禁军部队。
后唐同样重视加强禁军实力。李克用的“铁林军”、李嗣源的“横冲都”、李存勖亲手降服的“银枪效节军”都曾名动天下。禁军在李存勖手里更成为征战天下的最大利器，助其一鼓作气扫灭后梁、前蜀，独霸天下。
但后晋石敬瑭以来，政治日趋腐败，加之其绥靖政策影响，禁军逐渐成为身份和待遇高人一等的特权阶层。禁军将领们为了私利，甚至把大量有关系的士兵“走后门”招入禁军，这些人有的骄横跋涉，有的瘦弱年老。这些人挤破了门要当禁军，当然不是为了打仗，而是看中了这支军队的待遇和特权。此时的禁军虽然规模依然庞大，名号繁多，但战斗力不升反降，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晋少帝石重贵横挑强邻，发动北伐。没想到镇州滹沱之战，晋军主帅杜重威竟然带十万禁军临阵倒戈，降附契丹。三十万契丹铁骑长驱南下，屠戮中原，后晋灭亡。腐败的后晋禁军不仅没能扫灭强敌，反而亲手埋葬了他们要保卫的王朝。
不久，刘知远在河东起兵，乘势夺取中原，建立后汉。刘知远赖以起家的军队是河东的屯戍禁军。夺取中原之后，刘知远陆续收编了原后唐各部禁军。因此，后汉禁军完全沿袭了后唐禁军的基础。郭威在后汉皇帝的龙椅上登基称帝，自然也沿袭了后汉禁军的基础。小底、东西班、龙栖、铁骑、兴捷、武节等后汉主力禁军的番号原封不动地给予保留。此外，还大量继承了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控鹤、厅直等后晋禁军部队及其军号。
高平一战，樊爱能、何徽等人的恶劣表现让柴荣切身体会到重建禁军的紧迫。现在这支军队身上依然残留着后晋、后汉禁军身上惯有的习气：骄横自大，军纪涣散，嗜财如命，而一旦遇到强敌，则畏敌如虎，狼奔豚突。没有一支能倚靠的精兵，谈何平定天下，开疆拓土？
高台上，柴荣若有所思地注视着接受检阅的禁军队伍。军阵雄壮，衣甲鲜丽，长戈如林，看起来这确实是一支精锐之师。但真正打起仗来又将如何？
他转过头，看看了身边毕恭毕敬的张永德、李重进、赵匡胤等人，指着台下密密麻麻的军阵道：“禁军乃精锐之师，应求精而不求多。供养精兵，花费巨大，就算一百个农民的赋税也未必供养得起一名士兵的开支。如果这些人能征善战也就算了，如果都是些懦弱无能之辈，那不成了榨取百姓血汗的寄生虫了吗？要来何用？”
柴荣用凌厉的眼光逐一扫过身边这些禁军将领的脸，又道：“纵观前朝历代，为笼络军心，收买将士，不惜搜刮民脂民膏以重赏军队，甚至以私财赡军养士。据说石敬塘每次出征前要给军队发放所谓“押甲钱”，回师后又发给“御甲钱”，而对骄将惰兵姑息纵容，可谓荒唐！如此赏赐过滥，姑息纵容，怎么可能不出现无赏不战，胜者挟主，败者投敌之事！”
众将一听，不禁肃然起敬。大凡面对如此威壮的近卫之师，很多皇帝都会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比如柴荣提到的后晋皇帝石敬塘，就曾把禁军规模扩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护圣、奉国、兴顺、宗顺、广锐、兴国、忠卫、控鹤……名号千奇百怪，数量也越来越庞大。但再强大的禁军，也没能让石敬塘复兴天下，反而落了个丧权辱国的下场。显然，在石敬塘之流的眼里，禁军只是耀武扬威，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对柴荣而言，他需要的则是能抵御强敌，扫平天下的能战之师。
赵匡胤热血翻涌，他当即上前道：“末将不才，愿为陛下挑选精壮之士，再造王者之师！”柴荣哈哈大笑，扬手道：“那好！就命你为殿前都虞候，负责在各军筛选士卒，精壮能战者编入殿前亲军，羸弱无能者逐出军队！”柴荣又对张永德、李重进道：“你们二位一个是殿前都指挥使，一个是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分掌朕最为精锐的殿前军、侍卫军，责任重大！从今日起，你们便要建章立制，挑兵选将，淘汰亢弱，重组殿前军、侍卫军，决不能让那些混吃混喝，不学无术之徒在军中有容身之地！”
柴荣扭头又对身边的王朴说：“马上替我拟定诏书，要各地征募天下壮士，全部遣送到京城！朕将亲自试阅，武艺超绝者进为殿前诸班！”他忽想起一事，又说：“对了，告诉各州官员，既然招募能战之士，就要唯才是举。机智勇猛之人，多出自于盗群之中。如有啸聚山林的勇武之徒，同样安抚招募，只要不是十恶不赦，应召者均可免罪录用。”
王朴犹豫了一下：“啸聚山林之徒，往往桀骜不驯，不遵军法……”
“哈哈，”柴荣仰天大笑：“人性本恶，但看如何教化之。没有人愿意铤而走险，以强盗为生，不过时事所迫而已。只要军纪严明，从严治军，再桀骜不驯之人也能变成勇猛无畏的战士！”
众人听了，纷纷点头称是。
柴荣又道：“当年父亲在河北时，曾以十户取勇材者一人为兵，其余九户资助器甲、刍粮，可见选兵之重要。招募禁军，非同小可，关系我大周之国运，天下之兴衰。募兵一事，重在制定规则，规矩坏了，则全盘皆输。你们几位将军都是能征善战，智勇双全的上将，一定要精心筹划，亲力亲为！”说完，他转过身，再一次用凌厉的眼光扫视着面前的军队。他相信，要不了多久，这支军队终将变成能横扫天下的铁军。
募集士兵，挑选禁军一事很快在中原轰轰烈烈发动起来。张永德、李重进、赵匡胤等禁军将领无不竭尽全力，各地节度使也不敢闲着，纷纷把精挑细选的勇士送到京城。几个月下来，最有成效的还是赵匡胤。这位在战场上一往无前的勇将，更有极佳的头脑与韬略。赵匡胤募兵，颇有章法。他先选军中强勇者为“兵样”，分送各军各部，令部将如样招募，将身高体强者推送禁军。有了“兵样”作为参照物，赵匡胤成功地把纸面上模糊高深的描述变成了直观的模型，一下子就让属下们有了极强的操作性。
各地、各军送上来的士兵，赵匡胤的兵品质最好。这让柴荣龙颜大悦。对这位后起之秀，柴荣早已青眼有加。高平一战，在后周军侧翼动摇的危急时刻，赵匡胤表现得极为勇猛，与张永德等人一起，奋力帮柴荣扭转战局。最让柴荣印象深刻的是，北汉军被击溃之后，赵匡胤领兵乘胜进攻太原，亲自指挥攻城。激战中，赵匡胤左臂被流箭所伤，鲜血淋漓而死战不退，最后还是柴荣下令退兵，制止了赵匡胤过于英勇的壮举。
柴荣大喜之下，升赵匡胤为殿前都虞候，时年二十七岁的赵匡胤成为皇帝身边的核心将领。而赵匡胤创立的这种按“兵样”招兵的制度，在他当上皇帝之后即推广到了全国，同时又将其进一步的制度化，编订颁布了《禁军选补法》，每年分春秋两次考核士兵，强者升级，弱者淘汰。有后周打下的基础，再加上赵匡胤的深耕，北宋之初的禁军，战斗力极强，已远超南方诸国。赵匡胤登基之后，正靠着这支雄兵，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灭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终于在其弟宋太宗赵光义手里完成了统一大业。
接着，柴荣从各地筛选来的士兵中再精选强者，编入殿前军，由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统领，马全义、赵匡胤辅佐，隶属殿前司。而将重组后的奉因军改名虎捷步军，护圣军改名龙捷马军，隶属侍卫司。至此，后周形成了殿前军与侍卫军平列，分享中央禁军的体制。而殿前司所属的控鹤军、铁骑军，侍卫司所属的龙捷军、虎捷军，则以其超强的战斗力成为后周中央禁军的四大主力。
通过精选兵源，淘汰老弱，改革指挥体系，后周禁军战力之强，冠绝五代。柴荣精心打造的铁拳终于成型。
16 孤独的斗士
在众将的努力下，一支精锐之师正迅速成型。见整军一事渐入正轨，柴荣立刻把目光从军队转移到朝堂之上。一个强大的王朝，仅仅有精兵当然不够，他还需要一个强力高效的行政机构。
枢密院，这个机构萌芽于唐朝中后期，却在战乱不息的五代达到鼎盛。后梁时，朱温改枢密院为崇政院，重用敬翔为首的文人，朱温的行政中枢机构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为朱温征战四方出力甚巨。后唐时，李存勖重武轻文，把枢密使一律换成武将，宰相成为摆设。后晋时，先是让宰相兼枢密使，接着又变成枢密使兼宰相再领节度使，自此枢密使的权力达到顶峰。这样的权力设计一直延续到后汉。
事实证明，当军权一旦与行政权力混合，将会对皇权产生巨大的威胁。郭威当年就是以枢密使兼天雄军节度使，终成了后汉王朝的掘墓人。后周建立之初，王峻因辅佐郭威上位有功，同样以宰相兼枢密使、节度使，权倾一时。权力终究让王峻丧失了自我，让郭威不得不痛下杀手，将其放逐，王峻最终客死他乡。柴荣当然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柴荣决定借鉴后梁的做法，重用文士，重建枢密院。而且，他早已物色好了人选。
魏仁浦，后晋时是枢密院小吏，后助郭威起兵建立后周，为人清静俭朴、宽容大度，能言善辩、足智多谋。郭威临死前曾嘱咐柴荣：“魏仁浦勿使离枢密院。”这样的人才，柴荣当然要重用。
王溥，后汉乾祐年间的进士，学识渊博，宽厚廉慎，郭威临死之前还不忘将其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王溥此人，见识超过常人。柴荣亲征北汉之时，以冯道为首的朝臣群起反对，只有王溥赞成。有一次，柴荣曾经问王溥一个前朝悬案：“人们都传说当年后汉丞相李崧企图勾结辽人，甚至绘声绘色地说他用蜡封书，送密信给契丹，这件事可信吗？”王溥当即道：“如果有这事，怎么肯轻易让外人知道？这是别人诬蔑他罢了。”柴荣连连点头。
有了魏仁浦、王溥，再加上宰相范质，柴荣的枢密院，可谓人才汇集，星光璀璨。不过，在柴荣看来，仅仅一个枢密院，还撑不起王朝的复兴。他想得更深，更远。
清晨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消散，一行人已来到了开封长庆门东北那数十间小屋前。“这就是我朝藏书的崇文馆？”柴荣看着这些破旧的小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正是。”宰相范质答道：“当年梁太祖毁长安而定都汴梁，朝廷藏书悉数被毁。开运三年，契丹军攻掠开封，又将馆内藏书尽收北运，如今这崇文馆早已有名无实……”
柴荣皱了皱眉头，步入馆内。屋内局促狭小，四壁残破，馆内藏书，寥寥无几。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没有什么能比国家藏书的地方更能看出王朝的兴衰，炎黄文化，延绵千年，如今竟放不满十余间小屋。扭转这个乱世重武轻文之风，或许正可以从这里开始。
柴荣对范质说：“堂堂朝廷，藏书如此匮乏，谈何文治？回朝之后，马上拟诏：鼓励各地向崇文馆贡献藏书，凡献书者，悉加优赐！再于朝官中选差二十人，调中书门下任职，专门负责对藏书校雠、刊正、抄写！假以时日，定能重振天下读书之风！”
柴荣说完，看了看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赵匡胤。“我知赵将军出身将门，自幼习武，骑马射箭，无一不精。但要造盛世，光有能战之军还远远不够。想当年，梁太祖朱全忠，唐庄宗李存勖，他们手下之军不可谓不强，却同样兵败身亡，灰飞烟灭。”赵匡胤听了，连连称是。柴荣笑了笑：“古人云，开卷有益。即使身为武将，也要读书。将军练兵空闲之时，不妨多翻翻这些书，定能有所裨益。”赵匡胤牢牢记住了柴荣的话。从此，赵匡胤常于军中手不释卷，潜心攻读。甚至听到谁藏有异书，不惜千金收买。甚至带兵打仗之时，也以车载书数千卷随军而行。
对柴荣而言，重建崇文馆只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口，要全面扭转重武轻文的风气，还需要更大的动作。
五代以来，强权当道，武力为王，中原更是战乱的重灾区。恶劣的生存环境让文人士大夫纷纷南迁至相对安定的南方，而更多的读书人为保持自己的节操，则选择了隐居不仕。作为文官制度基础的科举，虽然并未明令废弃，但由于战乱不止，时常荒废。即使施行，科举考试也成为官员舞弊谋私的工具，早已失去了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意义。长此以往，本应是文人精英集萃之地的朝廷，反而成了不学无术、无才平庸之辈表演的舞台。
后梁有个翰林学士叫封舜卿，而这样御封的最高知识分子，因为才思拙涩，居然经常要门生代笔，传为笑谈。后唐时则荒唐事更多，一个叫崔协的人，写一篇文章都错字百出，而这样的人不仅中了进士，还做了宰相。拜相之后，连表奏都不会写，只好找枪手代笔，史称“庙堂代笔，假手于人”。李存勖时期的两个宰相豆卢革、韦说平时高谈阔论，夸夸其谈，一处理政务，则错误百出。他们为官员封拟官阶，竟常常高低颠倒，经常需要郎官来纠正。后唐末帝李从珂时，宰相马胤孙无才无德，为了避免犯错被追究责任，干脆为自己定了个规矩：不开口议政，不开印办事，不开门接待官员，号称“三不开”宰相。庙堂之上，全是这样的官员，政事之混乱，可见一斑。
郭威登基之后，痛感人才缺乏，科举废弛，曾颁布诏令，要求“各科的举人，要按等级次第加考题目，而进士除考诗赋以外，还要加试一门其他文章。”但不久后，郭威病死，复兴大计落到了柴荣身上。
非常之时须行非常之法。柴荣决定部分恢复已废止多年的举荐制。他下诏，要求在朝文官，每人举荐有才德的人才一人，即使因族近亲也无妨。但要求授官之时，必须署上举荐人的姓名，若此人为官不仁，作奸犯科，将来要连带追究举荐者的责任。柴荣这样做，不光是因为朝中急需人才。他还有更深的考虑。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逆转朝野内外重文轻武，漠视德行的风气，进而重建已被掏空的文士阶层。
柴荣当然知道，这样的举荐不能作为常态，再兴科举才能治本。没过多久，他便诏告朝野：“国家设贡举之司，是为了求英俊之士。但听闻近年以来，多有滥进，甚至有人以家族出身或是贿赂官员而中第。从今年开始，朝廷录用的举人，要全部通过复试，复试不过，一律淘汰。”所谓复试可不是走走过场。第一年科举取进士十六人，复试一开，竟有十二人落马，举国震惊。大家知道，柴荣这次是来真的了。
不久，柴荣又采纳官员的建议，下令严查科举代考等舞弊行为，一旦查实，处以劳役，永不录用。不久如此，柴荣还抽出时间亲自批阅新举进士的诗赋、论文、策文，以防止出现滥竽充数之徒。皇帝亲自把关，各地更是如履薄冰，科举场上，风气为之一新。
鼓励举荐人才，重振科举制度。柴荣相信，活水一旦引入，只要假以时日，终将改变武力当道，文士匮乏的现状。柴荣的做法深刻影响了赵匡胤后来创立那个宋王朝。赵匡胤登基之后，把皇帝亲自参与科举选拔的做法制度化，设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分别由地方（州）、礼部和皇帝组织。北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采纳陈靖的建议，创设了“糊名法”（把试卷上填写姓名的地方盖纸糊住），以防止舞弊。到了北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实行“誊录法”：即将考生的试卷全部誊抄过录一遍，杜绝了通过字迹、暗语等给人情分的可能。科举，这项隋朝创立的制度，在经过晚唐五代战乱的屠戮之后，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极为重视文官政治的宋王朝再度兴盛。而这一转变的发端，却是执政只有短短五年多的周世宗柴荣。
接下来，柴荣又盯上了人们诟病已久的刑法制度。晚唐以来，历代实行严刑峻法，各地军阀大吏更视治下的百姓、官僚如私家财产，怒则杀，喜则赏，完全不受节制。郭威称帝以来，清查冤狱，废除过于严苛的刑律，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但在柴荣看来，这些小修小补还远远不够。
很快，柴荣做了一件历朝皇帝都不可能去做的事：亲自查阅各地囚犯的档案。汝州的一个案子引起了柴荣的注意：当地一个叫马遇的老百姓，父亲、弟弟都因犯案被判处死。马遇坚定地认为父亲和弟弟是含冤而死，屡次申诉，都被驳回。柴荣当即调来案宗，传来证人，亲自审问，果然发现这是一起冤案。柴荣当即把此案审理情况昭告天下，朝野耸动。皇帝竟然为了一个普通老百姓亲自审案，各级官员岂敢怠慢。从此，后周各部门长官无不亲自省察刑事案件，再不敢松懈。
谈及此事，柴荣感慨万千。他对左右大臣说：“朕并非什么圣人，却也能辨明一桩所谓的疑案。看来并不是判案有多难，难在各级官员坚持良心，坚持法律。从今以后，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众人听了，表面上唯唯诺诺，心里却想，“因怒刑人，因喜赏人”，这对皇帝而言简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柴荣也不过说说而已。既然权倾天下，谁还愿意自己给自己套上一个枷锁呢？大臣们远远低估了柴荣的决心。他当然不是说说而已。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柴荣听从范质的建议，下诏重修刑律，编定《显德刑律统类》（史称《大周刑统》）。在范质的主持下，历时一年，大功告成，《大周刑统》于第二年正式颁布施行。经过了混乱的五代，在唐朝法律制度已破坏殆尽之时，《大周刑统》的出现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五年之后的宋建隆四年，《宋刑统》问世，奠定了宋王朝的刑律体系。但人们不要忘记，这部因成为历史上首部刊印颁行的法律而名垂青史的法典，毫无疑问是受了那部只有短短五年生命的《大周刑统》的影响。而柴荣那句载入史册的“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更让人看到了他鲜明的法治思想，令后世无数的史学家感叹不已。
登基短短一年，柴荣以惊人的精力，四面出击，全面革新，事必躬亲，令朝野震惊。以至于当时在河南府任推官的高锡上书劝谏道：“天下四海之大，日常政务之多，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君也无法事必躬亲，如今陛下竟然全部亲自处理。但天下人却并不会认为陛下有多么聪明智慧，反而会说您狭隘多疑，不相信群臣。陛下只需选贤用能，赏功罚过，天下何愁不能太平！何必亲自处理那些低贱的事务，而丢掉为政的根本呢？”看了如此尖锐的劝谏，柴荣只能苦笑而已。
高锡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但又有谁能明白他心里的急切与焦虑。天下破碎，民不聊生，外部威胁更是日益严重。赏功罚过，说得如此轻松，但内忧外患的天下还经得起任何的失败与错误吗？一旦不慎，中原随时都可能遭到灭顶之灾。柴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人们怎么想，怎么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天下。
或许，一个心怀天下的完美主义者，永远都只能孤独地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