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朱由校对米柱还是相当讲义气的，米柱帮了他这么多，立了这么多大功，才封了一个五品小官，对他实在的不公平，在东厂的发展是有限的，这出将入相，位极人臣，这才是君臣相得之道。

朱由校问大学士刘一燝：“阁老以为何？”

这刘一燝出身官宦之家，其父刘曰材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官至陕西左布政使。

万历十六年，一燝与兄一焜、一煜同赴乡试中举，一门三杰，传为一时佳话。万历二十三年，又与一煜同中乙未科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光宗即位，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方从哲、韩爌叶向高同为顾命大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科举猛人，其升迁路线，堪称完美楷模的大臣。

刘一燝道：“以米大人的才学，如果参加科举，这是可以轻易的中举的。转秩翰林，储才养望，这才是成为一代名臣之道。”

这方从哲和叶向高也都附议。仿佛不这么做，就是浪费了一大好的苗子了，他们这是为朝廷储备人才呀。

这是他们计划的巧妙之处，明升暗降，突然袭击，这个皇帝下诣，米柱是不从也得从了，不再掌管这东厂的米翰林，这还不是任由他们拿捏？

这个朱由校对此是相当感兴趣的，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才是正道呀。

朱由校欣然道：“韩阁老之言，甚合朕意。”

王安干咳了一声，说道：“皇上与米千户相伴读书，自然知道米大人乃心高气傲之人，想中进士，他会考来，赐同进士出身，反为不美。”

朱由校一拍龙额，说道：“朕忘记了这一节，维新是一个实在人，凡事以真本事获得，朕赐他进士，反而让人以为他是幸进之臣，朕可以和他商量，考一个出来就是了。”

韩爌微微一笑，只好作罢，他内心是扼腕的，就差一步，就差一步了。

这个国葬既毕，皇上亲政，这开经筵之议又重提

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

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实行情形亦不尽相同。

以本朝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国朝初诸帝勤政好学，讲学虽未制度化，但于圣学犹无大碍。

迨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柄政，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上疏请开经筵。始制定经筵仪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进讲，帝御文华殿，遇寒暑则暂免。

开经筵为朝廷盛典，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学士或知或同知经筵事，六部尚书等官侍班，另有展书、侍仪、供事、赞礼等人员。

除每月三次的经筵外，尚有日讲，只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每伴读十余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日讲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或称小经筵、小讲。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皇家十分注重经筵，视为讲学第一事，认为：“经筵一日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日之进；一月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月之进。盖人之心思精神有所繁属，则自然强敏。经筵讲学，正人主开广心思，耸励精神之所也。”

但是讲学一旦制度化后，便容易缺乏弹性而显僵化。尤其每月三次的大经筵，典礼隆重，遇上不喜学问的皇帝，或是幼主与老臣尿不到一个壶里，便思逃避，使进讲成为空文。

这正德、嘉靖、万历等君主常以圣躬违和或祁寒盛暑为由暂免经筵日讲。每遇帝王怠惰弃学，百官总会上疏谏诤，认为“帝王大节莫先于讲学，讲学莫要于经筵”，坚持经筵不可一日稍废。

事实上，经筵进讲，百僚侍班，实有深意，其立论与汉儒置保傅的主张类似。而国朝东宫制度废而不存，经筵日讲几乎成为儒臣接近皇帝，影响其行为、涵养其德性的唯一机会，自然受到特别的重视。

先帝泰昌有感于朱由校入学较晚，是以决心补偿，非猛料不足以弥补，于是遗诏中有曰：“选道德鸿儒、朝廷名臣入侍，日日开经筵，不可绝也。”

这天天开经筵，朝廷大臣们是欣然从命的，这是影响皇帝的大好时机，但这朱由校却是宁死不从，这每日小经筵，这己是要命，每日大讲？上御厕都要跑着去，还让人活吗？还有时间去玩乐？还有时间去看书，还有时间做木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