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在2o世纪5o年代的时候，亨利卢斯的影响力至少与美国国务卿相当，艾森豪威尔总统请他担任大使，他拒绝了，因为他想当国务卿。卢斯亨利头上的称号包括“教育家”、“宣传家”、“虔诚的基督徒”、“意识形态专家”、“西方理论家”、“保守人士”等等。《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人们甚至说，“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过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英国相邱吉尔曾经说，卢斯亨利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7个人之一。卢斯的“美国世纪”观点最后为美国强硬派人物福斯特.杜勒斯所接受和继承，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所以历史上有人不得不说2o世纪年代被证明了是“卢斯的十年”。

964年卢斯亨利引退，改任时代出版公司编委会主席。他善于辞令，政治上保守。在世期间，对共和党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是美国出版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而不得不提的是卢斯亨利的“中国情怀”。

97年卢斯亨利的父母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卢斯亨利就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据微软的大百科全书记载，卢斯亨利于9年生于中国山东蓬莱，并在中国山东小城登州度过了4岁之前的岁月，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秦卢斯。就是这个“传教士的后代”，在回到美国后竟然成了赫赫有名的“传媒帝王”。也有人说。即使是如今执全球传媒牛耳的默多克和他当年的影响力相比，也有点小巫见大巫。

92年，亨利创办了ti(《时代周刊》)杂志，他开创了周刊概念媒体形式的先河。这种新形式的杂志，因内容的丰富性、和及时的新闻性受到大众的好评。此后的几年他还相继创办了好几家杂志，这就是后来的fortune(《财富》9o年)、life(《生活》96年)、sports(《体育》95第一份着重新闻和图片报道的杂志。(细心的中国读者可以到《三联生活周刊》对《生活》明显的模仿痕迹。)

《财富》周刊的创刊号在9o年的2月摆上了零售商的货架，当时美国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有人说，卢斯亨利创办《财富》杂志，正处在一个不幸运的时代(fortune，又译幸运)。对指责与嘲讽。卢斯亨利不为所动，他认为“9o年，意味着一个新十年的开始”，卢斯亨利决心的已定。

第一期《财富》杂志与大众见面，万份近2百页光艳浮华的创刊号照亮了卢斯亨利未来的豪情壮志。在卢斯亨利眼里，那些在华尔街趾高气扬的商人们既没有什么教养，也谈不上什么社会良知；那些拥有a学位的名校毕业生、与经济专栏评论家在他面前也成了饭桶，亨利卢斯此时要的是那些能写一些噱头十足的文章的人。于是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成了亨利卢斯的专宠。“傲慢、尖刻、与捕风捉影”成了一时的文风。

亨利卢斯要做的就是将那些艰难时代垂头丧气的企业家们从办公室里拖到大众面前，而当大众也渐渐意识到美国经济的复苏指日可待时，揭露丑闻与批评性文章也成了亨利卢斯的秘密武器。亨利卢斯的杂志不论是在对胡佛当局、还是罗斯福政府的批评报道中总能游刃有余。到97年时，《财富》的行量已过46万份，作为华尔街的必读刊物，《财富》成为世界经济报道期刊中当之无愧的市场领导者。

亨利.卢斯一生都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有人说，他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就是对杂志新闻事业的革命。这个“偏执狂”创新闻杂志的形式，创办了《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财富》等著名刊物，o岁成为美国百万富翁，进入上流社会。美国杂志品牌的经营与延伸，对创意的推崇，对人力资源的重视等杂志经营理念都是从他而始的。他成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时代公司，这一公司的主体后来辗转成为当今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

作为美国新闻界的：“在中国问题上，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不过现在是回国的时候了，老弟。”倔强的白修德没有重返《时代》，但同意为其写稿。他与卢斯彼此更加小心翼翼地接触，但已经没有了当年的亲密。

亨利卢斯对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结，他在中国的童年过得艰辛无比，成年后他总是回忆起作为传教士儿子的悲惨之处。中国养育了他，又像鬼魂一样依附在他身上。某种程度上，卢斯的存在是作为国民党的驻美大使而存在。他甚至认为，中国是自己除美国之外最热爱的国家。

卢斯一生数次访华，接触的都是少数上层人物。92年访华与宋氏家族建立密切联系，其后的访问都得到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9o年代始，蒋介石成了卢斯理想的代表。他的**行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他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都赢得了卢斯的好感。蒋介石被视为美国文明培养的结果和未来的希望，是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而又不破坏旧有文化的第一人。

由此，自上世纪2o年代初创刊以来，《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就没有间断过。

早在924年9月日，《时代》就将军阀吴佩孚列为封面人物，而这只是它关注中国的开始。童年的卢斯目睹了上世纪初中国的贫穷和战乱，对中国既爱又恨。长大后，他又坚信只有依靠美国方式才能帮助中国实现“富强”和“**”。为此，他在美国利用手中的杂志，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摇旗呐喊。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社会还深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卢斯却对中国报以同情，他向中国前线派遣了十多名战地记者，率先在《时代》上大量报道中国抗战。不过，这些报道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报道、抨击日军暴行的同时，他还竭力树立蒋介石中国战时领袖的形象，以此获取美国公众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为此，蒋介石、宋美龄接二连三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两人甚至在9年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中的“风云夫妻”。国民党将领陈诚也登上过杂志封面。

可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卢斯是真正关心中国的少数美国人之一。《时代》对中国大批量、轰炸式的报道，也确实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美国人通过《时代》了解到了抗战的中国，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援助也迅增加。

如果说卢斯对中国的热爱，在客观上极大地支持了中国抗战，那么，他对蒋介石的偏爱就背离了他作为职业新闻人的初衷。

蒋介石的**立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宋氏家族的背景，都使得亨利卢斯将他视为美国式中国未来的希望，并在几十年间全力给予其舆论支持。其实，早在927年，时为北伐军总指挥的蒋介石就登上过《时代》封面。92年，亨利卢斯时隔2o年回到中国，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在此期间，他还迅与宋氏家族结下了深厚的私交。当94年宋美龄访美寻求援助时，亨利卢斯则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据统计，在亨利卢斯执掌《时代》的几十年间，蒋介石夫妇前后十几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伉俪”。为了极力美化国民党的统治，亨利卢斯对记者从中国回的国民党**不堪、溃不成军，以及**深得民心的大量客观报道视而不见，却弄虚作假极力掩盖历史的真相。这种丧失了原则的偏爱，最终使亨利卢斯在中美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945年日本投降时，亨利卢斯准备再次让蒋介石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当时，他的密友、《时代》驻华资深记者白修德(此人后来曾获普利策新闻奖)对此坚决反对。他致电亨利卢斯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国民党政府垮台后，抱着强烈**心态的亨利卢斯，开始极力扭曲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为此，他自创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新中国领导人**、周恩来、**等都先后登上过《时代》封面，但形象都遭到了恶意扭曲。曾有专家认为，《时代》的许多偏见，都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偏颇之处仍时时可见。不但渲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还对西藏、台湾以及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歪曲报道。

报刊不会创造历史，但是，它们能够记载和报览历史，影响历史展的可能方向。对卢斯在中国问题上的拙劣表演和，像大卫.哈伯斯塔姆这样锋利的批评家,都只能把罪恶归咎给卢斯,是它接着导致了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以及随后的越南战争。

《时代》的**态度，直到卢斯晚年才有所转变。特别是在他967年去世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在中美建交过程中，《时代》给予了充分关注，往日那种强烈的偏见也在淡化。97年，当著名的“乒乓外交”启动时，该周刊就于当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长城上的合影。当年月日，《时代》又将周恩来列为封面人物。972年2月日尼克松成功访华后，《时代》又在月6日的封面上，设计了一个抽象的汉字“友”，将画面切割成四块，分别为尼克松与**和周恩来的会面、参观长城以及观歌舞演出的情景，明显体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代》对中国的关注随之进入到一个新时代。这种变化，最典型的体现在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注上。从976年月到997年，邓小*平至少7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并且两度成为年度风云人物。迄今为止，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这一阶段，《时代》的报道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内政的关注，文体明星、普通中国人纷纷走入其视线。

步入新世纪，《时代》与中国的距离更加贴近了，频频采访中国各界的社会精英，让其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尤其是去年底横空出世的中国传奇少年的ong，其在美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早已得到了事实的证明。《时代》尽管被拒绝了三次，但是ong情结，或者说中国情结，却还是依旧。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特殊的“中国情结”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