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中国之人，上诈下愚。

石原莞尔:中国之官乃贪官，中国之民乃刁民。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其才华可谓百年难得一见，石原莞尔则是日本军界里最出类拔萃的战略家、战略理论家，被称为“日本现代第一兵家”，两人都对中国人进行过评论，一个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进行的评论，一个是以日本人的身份进行的评论，一个身在其中，一个旁观者清，但两人的看法几乎不谋而合:中国的高层、官员都是jiān诈贪婪的，中国的基层、民众都是愚昧刁滑的。虽然这种说法略显以偏概全的武断，但毋庸置疑，陈寅恪在下达这个结论时是痛心疾首的，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苦和痛惜，至于石原莞尔，他在下达这个结论时内心并不完全是嘲讽、鄙夷、憎恶、庆幸，而是带有一丝微妙的失望。众所周知，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但他随后又坚定地反对日本继续侵华、全面侵华，前后其实不矛盾，因为石原莞尔思考问题非常长远，他认为“下一场世界大战”会是以日本为代表和核心的东方明与西方明的全面较量，对于中国，他并不想让日本去侵略，而是想让日本“提携中国、扶助中国”，中日并肩作战（日本是大哥，中国是小弟），一起对抗不断侵略东方世界的西方列强，日本如果继续侵华、全面侵华，必然会迫使中国全力抵抗日本，一来让中日国力都在“东方内战”中被消耗，二来中日就彻底反目成仇，无法团结起来对付西方列强了，所以，日本不能践踏中国的底线（全面侵华），bī得中国走投无路、背水一战，至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则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石原莞尔看透了张学良，知道他不会抵抗，同时看透了蒋介石，知道他可以容忍“暂时放弃”东北，二是东北堪称中国最富庶的宝地，这块好地方与其放在中国人手里任其荒废糟蹋，还不如由日本人“接手”并进行经营开发，从而让东北发挥出最大化的价值，充实日本国力，充实“东方大联盟”的整体实力。石原莞尔此时属于日本军界里的“和华派”，并且他一直都是“和华派”，从三十年前就是了，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早年的石原莞尔对中国是抱有同情和希望的，9年月日，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当时只是一个基层小军官的石原莞尔正在日军第63联队里任职，与整个联队驻扎在朝鲜，得知中国爆发革命，他激动地跑到联队驻扎地附近的一个山头上鸣枪高呼“支那革命万岁”，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因为他认为革命后的中国就是第二个日本，会走上富强道路，而中日都是东方黄种人，应该同仇敌忾、同气连枝，联合起来对付西方列强，然而，这种想法、这种对中国的同情和希望在他后来亲身来到中国后逐渐地冷却了，因为他看到了让他难以接受的“中国的黑暗和腐朽、中国人的低劣和丑恶”，最终失望地得出了“中国之官乃贪官，中国之民乃刁民”这个结论。

不好好地清洗掉国民思想里、jīng神里、思想里、骨髓里、血液里、灵魂里的那些沉渣wū垢、沉珂恶疾，中国怎么能真正地强大兴盛起来？“新生活运动”以及“明宣传队”“明纠察队”的总部里，醒目地悬挂着陈寅恪和石原莞尔的那两句话，督促工作人员和队员们，知耻后勇、见贤思齐，坚定信念、狠下决心。

因为蒋纬国对历史的干涉和改变，中国这几年来可谓国土大增、国力大涨、国势大盛、国威大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和公信力也跟着水涨船高，民众的爱国热情同样节节攀升，所以，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加入三青团，使得三青团规模犹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总体而言，对于此时中国的年轻人而言，最热门的报国道路共有两条:一条是参军，一条是勤奋踏实地学习、工作，并且加入三青团。由蒋经国控制的三青团虽然并非军事组织，但它跟由蒋纬国控制的南京军确实关系紧密，两者在非常多的地方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想报国，但又不是太想要当兵参军，就可以加入三青团，如果想当兵参军，但因为化水平较高，所以遭到jūn_duì婉拒，然后加入三青团，间接地为jūn_duì效力。南京军在前线打仗，三青团在后方组织各种活动支前，比如宣传南京军的英勇事迹，号召后方民众募捐或加班加点地生产军需品，组织艺工作者前去前线慰问劳军，建立战地服务队，帮助jūn_duì安置伤残官兵、退伍官兵，探望和抚恤烈士家属等等。目前，三青团的成员总数已经超过3万，分散在全国各地，受到三青团总部的直接管理，政治地位等于预备党员，也算是南京军的预备兵员，另外，参加三青团基本不会影响到成员生活，成员一方面是学生、工人、农民、社会各行各业，一方面是三青团的成员，需要为国出力时，他们就会被集合起来。三青团绝大部分成员的年龄都在岁至35岁之间，朝气蓬勃、血气方刚，并且化素质较高，即便化素质不高，在加入后也会受到化教育，同时，其成员都充满高度的爱国心，甚至拥有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渴望祖国早日复兴、早日崛起、越来越强大兴盛，不过，三青团因为其政治必然原因也有着十分狂热的“领袖崇拜意识”，极度崇拜蒋介石、蒋经国、蒋纬国，因此被外界不少批评者讽刺为“三蒋团”。

蒋经国和蒋纬国一声令下，由三青团成员和少数南京军退伍老兵组成的“明宣传队”、“明纠察队”自然是jīng神抖擞、摩拳擦掌地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整肃道德风气”活动。一时间，中国境内处处“满耳都是杀猪般的鬼哭狼嚎，满眼都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pì股”。

山本五十六来找蒋纬国的时候，蒋纬国正在亲自巡视着他的“道德整肃”。中国这么大，蒋纬国肯定没法跑遍每个地方，他在武汉，首次巡视的就是武汉城区和附近郊区的农村乡下，并且不是一个人，五位“未过门的准夫人”除了杨梅对此不感兴趣外，另外四个都兴致高涨，吵着闹着要跟他一起出门。纯子对蒋纬国做什么都兴趣浓厚，施利聆、蔡娜、柳无垢更是这场“道德整肃”的大力支持者，施利聆和柳无垢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然都忍受不了此时中国“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旧思想以及各种不明、不道德的行为，蔡娜也是，说起来，蔡娜比施利聆和柳无垢更坚决，其中还有一段chā曲。蔡娜是四川人，虽然跟了蒋纬国，但偶尔还是回老家探亲的，有一次认识了川军将领范绍增的第十八房姨太太杨秀琼，杨秀琼原先是全国游泳冠军，貌美秀丽，被媒体雅称为“美人鱼”，还被宋美龄认作干女儿，她是有丈夫的，但却被范绍增看中并遭到强占，被迫跟丈夫离婚，做了范绍增的十八姨太太。蔡娜认识杨秀琼后，两人发现彼此经历极度相似，自然情投意合，成了好姐妹以及“难姐难妹”，蔡娜比杨秀琼幸运得多，早就逃离火坑了，认识杨秀琼后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顿时激起了她极度的同情心，想要帮助还在火坑里的杨秀琼，于是，回去后找到蒋纬国，“让他管管这事”“救救那些跟她一样家门不幸、婚姻不幸、人生不幸的可怜女子”；至于施利聆和柳无垢，更是不遗余力，以柳无垢更甚。柳无垢很聪明，知道自己这个未婚夫“权势滔天、只手遮天、耳目通天”，既然如此，干嘛不让他进一步地发挥他的影响力、做出更大贡献呢？

“行啦！不用你们啰嗦，我肯定要管这件事的！好好地整肃社会风气！”蒋纬国答应得非常痛快。

“记住，你此举是要救苦救难、为国为民，不是英雄救美！”柳无垢揪着蒋纬国的耳朵，非常不放心地给他打预防针，“肯定有很多女人对你感恩戴德，你必须敬而远之、坐怀不乱！”

“知道啦！”蒋纬国无可奈何，“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要搞得这么轻浮好不好？”

带着施利聆、柳无垢、蔡娜，蒋纬国不显山不露水地驱车在武汉的大街上，观看着整肃效果，全城人流如织、车水马龙，繁华程度更胜从前，中队对外屡战屡胜，让国内经济红红火火，这一点在城市的街头闹市体现得最为直接，物资丰富、商贾流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只是，眼下的武汉大街上多出了一种新的“穿制服的人”，并且人数不少，数以千计、随处可见。实际上，不只是武汉，全国此时大多数城市都已经有了，并且过一段时间，所有城市都会有，同时辐射覆盖向城市周围的农村乡下。这些人身穿醒目的黄色制服，腰扎武装带，胳膊上戴着臂章，或写着“明宣传队”或写着“明纠察队”，两者十分好区别，因为纠察队员都戴着统一发放的面具，宣传队员不戴面具，纠察队员们的面具是一张黑色的人脸造型，额部一个白色的月牙，明显就是包公，含义是非常清楚的。

这是中国各地新出现的一幕“风景线”。“车辆行人必须靠右行驶！行人不准横穿马路！不许随地吐痰！不许随地大小便！不许乱扔垃圾、乱丢杂物、乱倒wū水！不许破坏花草树木！”宣传队员拿着喇叭声嘶力竭地吼着，身边是手持皮鞭、杀气腾腾的纠察队员，包公面具下的眼睛警惕地扫视着四周，似乎巴不得逮到一个违规者。

“那些纠察队员为什么要戴面具呢？”施利聆好奇地问道。

蒋纬国嘿嘿一笑:“共有两个原因。第一，保护纠察队员的身份，让受罚人不容易对其进行打击报复，第二个原因比较复杂，人是个体，很多人在一起就是群体，如果都穿上统一的制服、戴着统一的面具，遮挡住脸，这样，人在群体里的个体性就会被大大地淡化了，人在潜意识中就把自己当成群体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一个人，视自己为一个秉公执法的机器，从而加大公正性和无私性，更好地做到铁面无私。包公面具就是这个意思，黑脸包公，铁面无私嘛！戴上它，人就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工具。”

施利聆几人都不太听得懂，化水平最高的柳无垢也是似懂非懂。

说话间，车子已经抵达一个十字路口。蒋纬国开玩笑地提醒开车的孙涛:“老孙，千万不要闯红灯哦！否则就要pì股开花了！”

孙涛乐了:“怎么会呢？二公子你看，十字路口那里好热闹啊！”

蒋纬国看了看，顿时也乐了:“我好像已经听到‘牛皮炒肉’的声音和鬼叫声了！老孙，开过去看看。”他随后转头，“几位女士，最好闭上你们的眼睛，万一看到别人的pì股，那我可就吃亏了！”

柳无垢嗔怒带羞地踹了蒋纬国一脚:“你在胡说什么！”

蔡娜惊讶地问道:“女人也要打pì股？”

蒋纬国义正辞严:“废话！你们女人不是一直嚷嚷着要男女平等吗？男人打pì股，女人当然也一样了！”他嘿嘿一笑，“放心，我看不到的，受罚者是不会公开处罚的，男女都一样，我们要的是受罚，而不是jīng神凌辱。”

前面的十字路口是武汉最繁华的江汉路与中山大道的交接处，多个崭新的红绿灯立于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上。红绿灯这东西是典型的舶来品，中国第一盏红绿灯是在92年的上海英租界，后来向全国进行全面的推广，此时还不算完全普及，在武汉等较大城市的重要路口，都已经安装上了电动红绿灯，但在中小型城镇则是用交警代替，交警戴着配发的手表，左右手分别拿着红旗绿旗，一分钟交换一次，这也是蒋纬国的主意。眼下，蒋纬国开车抵达江汉路与中山大道的交界处，看到这里确实“热闹非凡”，红绿灯下，交警、明宣传队员、明纠察队员一起站岗。“嘘…”口哨声接连响起，蒋纬国等人看到七八个纠察队员飞跑着冲出去，然后如狼似虎地拖回来三个刚才闯红灯的人:一个浑身流里流气的青年男子，一个油头粉面、西装革履、打扮颇为斯的中年男子，还有一个浑身肥肉、满脸横肉的中年妇女。

蒋纬国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一幕。

只见一个半张脸都是伤疤、可以肯定是一名退伍老兵的纠察队长绷着脸走到三人前面，先是怒视那个小青年:“你刚才闯红灯了！并且在闯红灯的还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又把一根吸完的香烟随手丢在地上，按照规定，三鞭子！”他一挥手，“来啊，弟兄们，给他长个记性！”

四个膀大腰圆的纠察队员二话不说地冲上前，拖着小青年前往路口一个空地上，那里已经支起一顶帐篷，帐篷边还站着一个医生。小青年大呼小叫:“多大点事啊！你们至于吗？老子又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你们干什么？快放开我！他妈的！玩真的啊？放开老子！别怪老子不客气！老子砍你全家…哎呀！妈呀！”帐篷里响起一声清脆响亮异常的鞭打声，随着小青年的惨叫求饶，“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求求你们！别打了！哎呀！妈呀！”鞭打声再次响起，一声比一声沉闷，小青年的惨叫声则一阵比一阵高亢。几分钟后，在两个纠察队员的左右搀扶下，小青年一瘸一拐地走出帐篷，满脸汗珠、面色蜡黄，臀部裤子上明显血迹斑斑。

帐篷边的医生递上一瓶药:“这是云南白药，外敷加内服，可以治好。”

小青年咬牙切齿地抓过药瓶，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滚！装你妈x的好人！老子不要！你们这帮狗日的东西！老子记住你们了！你们走着瞧！”

纠察队长露出一种嘲讽性的冷笑，望向医生:“他还能再挨两下吗？”

医生冷笑着点点头。

纠察队长看着小青年:“随地乱丢垃圾以及辱骂、恐吓国家公务人员，两鞭子。”

扶着小青年的两个纠察队员立刻把小青年再度拖回帐篷里。知道自己刚才的行为完全就是主动找抽的小青年猛地意识到自己大事不妙，他为自己的嘴硬和狂妄无知感到了极度的后悔，立刻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饶:“大哥！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们了！别打了！真的很疼的！哎呀妈呀！”鞭打声再度响起。

帐篷外的人看不到，帐篷内，小青年被压在一个斜角木架上，胳膊、双腿、腰被绑着，裤子被褪下，行刑者紧握牛皮鞭，抡圆胳膊猛地甩力，重重地抽上去。第一鞭下去，随着“啪”清脆声响，pì股上立刻出现一道深紫色的血痕，第二鞭如果与第一鞭打在同一个地方，立刻皮开肉绽，第三鞭鲜血淋漓，如果继续挨，pì股上紫色血痕纵横，血痕交错处直接血肉模糊，火辣辣地剧痛达到钻心刺骨的地步。

当小青年再次从帐篷里出来时，完全就是趴在担架上了，浑身发抖、一声不吭。医生检查了一下，吩咐两个纠察队员:“五鞭子确实有点严重，送去救护处包扎，然后送他回家。”

纠察队长看着第二个等待受罚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看到小青年那样子，已经是心惊肉跳，他是接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的，年龄也比青年大十几岁，所以更理性，他一方面庆幸自己只要挨一鞭子，一方面知道自己不能顶撞，不能嘴硬，因此想进行有理有据的辩解:“先生，你们这样是不合法的，我是懂法的人，我们国家的法律并无明确条规定执法人员有权对嫌疑人进行体罚，更何况，我也没有违法，我只是不小心闯了红灯而已，我也是事出有因，我要急着办事，所以你们应该理解一下、通融一下，法律不外乎人情嘛，实际上，你们并非执法，更加没有法理依据。这位先生，我郑重保证，下不为例，我以后绝对不会再闯红灯了，请你高抬贵手、网开一面，行不行？来，抽根烟。”他满脸堆笑、表情和气地递上一根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