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咽下一口老酒，重重地拍了一记自己的脑袋说：“你瞧，我怎么把这事给忘记了，给建芬买自行车的事，我早就打定主意要给她买的，这自行车呀，比电视机还要重要。对不对呀，建芬？”

建芬说：“我觉得两个都重要。”

我爸又问：“那你会骑自行车吗？”

建芬骄傲地说：“我会，白梅也会，还有建业也会，我们三人借了耀亮家的自行车一起学会的。”

我爸说：“好，这非常好，先给你买一辆，等建业上初中了，我再给他买一辆。”

我听到他们的话后，就不那么木讷了，我提起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泪水。他们三人好像没有看到我一样，继续说他们的。

我妈说：“你要买自行车就得早点买，最好在年里买，到了正月，他们都关门回家过年了。”

我爸说：“嗯，这-------”

我妈说：“当然现在也到年根了，他们也许已经回家去过年了，但是至少多次机会，如果过了初八九，你去外面后，谁来给建芬买自行车呀？”

我爸把嘴边的盛着黄酒的碗放在桌上说：“好，那我们明天就去城里给建芬买自行车。”

建芬高兴地又猛地往嘴巴里面塞瘦肉，看得我心里痒痒的难受。我妈看见了，阻止建芬说：“你别光往嘴巴里面塞肉，给你弟弟留几块。”

我爸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建芬，他问我们说：“我去年送个你们的照相机能拍照吗，你们有没有用过呀？”

我破口而出说：“没有。坏了。”

建芬和我妈当作没听见一样，吃她们的，我爸非常自然的样子问道：“坏了，不可能吧？”

我说：“什么不可能，本来就是个坏了的照相机。姐姐还费了十来二十块的钱，买了一个胶卷，但是一张照片也没有拍出来。再说洗照片还得一块钱一张呢。对了，姐，那个胶卷多少钱来着？”

我姐回答说：“我记得好像是十八块吧。”

我爸说：“那，坏了就坏了吧。明年，我给你带个好一点的。”

我和建芬都想说我爸吹牛皮，但还是先不说，因为说出来，担心他会不给我们买自行车了。

我妈说：“明天去城里买自行车把建芬和建业都带上吧。”

我爸说：“那当然。”

在那个时候，田坝乡所有的马路还都是石子路，路上的坑坑洼洼被小石子填了又填，还是非常的不平整。我们田坝乡和城里的直线距离不怎么远，大概十公里的样子，但是关键是中间隔着一条有三四公里宽的黄海江，我们所在的城市就被叫做黄海市。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直达市区的公交线路，甚至连黄海江上一座桥都没有，每次去市里都需要从镇上的码头坐轮渡前往。

我还记得第一次和我爸一起去城里的情景，那也是在过年前几天，我们是走了两里路后坐着面包车前往的，本来我们可以坐拖拉机前去码头，但是，拖拉机上没有座位，只能站着，然后手扶着铁管来稳住身体。可是我爸说：“这对小孩子来说非常不安全。我们坐面包车，贵一块就贵一块吧。”

那次，面包车里面两条长凳上挤满了人，中间还站着很多人，我和我爸上车时，那个司机停下说：“人已经满了，你如果挤挤可以的话，就上车，不可以的话，就等下一辆吧，可是下一辆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也是一样挤的。”

车厢里面的那些人唉声叹气地说：“这过年过节的，价格涨了，这人还是满满的。”旁边的人说：“过年了嘛，没办法，大家就挤一挤吧，给后面的人空些地方出来。”后面的人往前面挤，前面的人埋怨地说：“哎呀，不要挤不要挤，挤不下了。”

那些等车的人心里也是非常焦急，其实司机的话虽然说有些无情，但说的确实是事实，有些车载满人连停都不停，直接往前面开，这个司机停下了下来，还解释了解释，已经算不错了。

我们候车的大人小孩有十来个，全部争先恐后地往上面挤，生怕自己被拉下，不停地说：“还没好，我还没有上来，不要开车。”

大家上了车后，然后非常艰难地关上后车厢的门，那个司机还想多载几个人，里面的人抱怨说：“你就不要停了，已经挤满了，再挤，这车厢就要爆炸了。”说完，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阵的笑声。

司机看到路边还有一两个人在招手，他看只有两三个人，于是就停下，让他们挤了上来，这下，连司机自己也觉得不能再拉人。于是就踩着油门，飞快地往镇里行驶过去。

这下，车厢里面的乘客才放下心来。一路上，面包车左摇右摆摇摇晃晃，好几次像是要翻车，但被面包车一个急转弯而收了回来，虽然也有人抱怨，有人的胃酸在肚子里面排山倒海，有人踉踉跄跄地站不稳，但大家对于司机的驾驶技术都非常的赞赏，说他一定是个老司机。

当面包车钻过两个一百米左右长的山洞后，就来到了镇上，那个面包车在镇车站旁停下，告诉我们说：“你们走几步就到码头了，我这种面包车只能到这里，里面不让进的。”这时，在面包车的四周已经围满了黄包车，他们唧唧哇哇地喊着叫着：“坐上来，坐上来，直达码头，三块钱，三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