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克很想把辩论的方向拉回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的方向上。

于是他道：“就算您的道理是有道理的，或许厚葬久丧真的可以导致人口减少，但这毕竟是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啊！难道您能够明白圣王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什么吗？”

“愚钝的人看到聪慧的人在夏日晾晒芦苇，只有到冬天才能知道原来要修缮房屋。您又怎么知道圣王做的那些事，将来才能明了呢？如果随意更改，您可能就会和愚钝的人一样：认为夏天炎热，可以乘凉，不应该去晾晒芦苇。”

“然而等到冬天您明白过来的时候，却已经晚了啊。所以，除非您能说明白圣王做的所有事背后的道理，否则您的道理我是不能接受的。”

任克的话音刚落，旁边就传来一阵笑声。

他也立时觉得自己说的好像有问题，果不其然，适大笑道：“其一，我们讨论的是‘节葬节用’是不是尧舜禹汤的道理？还是我们在讨论‘厚葬久丧’会不会让人口衰减？”

“如果您要讨论‘节葬节用’是不是尧舜禹汤的道理，那请您在这个问题上认输，我们墨家自会有人与您讨论这个新问题。”

“我在跟您争论这头牛是黑牛还是白牛，您却和我争论说，马比牛跑得快……这是可笑的。”

说罢，辩五十四起身行礼道：“墨辩，请与您争论圣王之道。”

任克不答，心说应对一个最年轻的墨者高层人物，我都有些难以支撑，何必要自寻羞辱？

原本以为这是个可以应对的人，不想这人却也得了墨家辩术的精髓，这倒是没料到。

他还在那思考适刚才说的那番话中的漏洞时，适又抓住机会趁着他还在思考又尚未找出的时机，打乱了他的节奏，大声道：“其二，尧舜禹汤，难道不是为了利天下吗？昔日有巢氏为了躲避野兽，教人建造房屋，那么现在想要做圣人的难道就一定要去建造房屋吗？或者说不去建造房屋的人，就不能被称之为圣王吗？”

“昔日舜帝用耒耜耕种，难道如今的人们不用耒耜而用新的农具就是不遵守圣王之道了呢？”

“圣王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利天下。就像您吃饭是为了不饿死一样，可以吃米，可以吃粟，也可以吃麦。您手中有麦无米，却说圣王只吃米，所以您饿死了，那么圣王只会认为您愚钝，而不是赞赏您遵守了圣王之道。”

“舍弃利天下，而去追求圣王的行为，这就像是舍弃了珠宝而留下了珠宝盒一样，这是可笑的。”

“越地有鸟田，上古之时，愚钝的人看到鸟飞来，只想着用绳索捕捉；而大禹看到鸟飞来，则会想到以鸟耘田。如今愚钝的人因为大禹的教化，也知道用鸟来耘田；可如果大禹尚在，难道还是会选择耘田吗？”

“相反，若如今尚在，大禹会选择用绳索捕捉，转而种植两季稻米，以防止被鸟吃掉。难道说大禹用绳索捕捉飞鸟，大禹也变得愚钝了吗？”

“我听闻有这样的故事，楚人携剑渡江，剑落入水中，他便在船上做了一个记号。众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捞取，他说剑是从记号处落下的，只要到了岸边在记号下捞取，就可以。难道现在追求那些原本规矩、并认为不可更改的人，不是和这个楚人一样愚笨吗？”

一旁的楚使有些不太愿意听这话，这时候楚国极为强盛，也不是当初刚刚自称蛮夷不服周的时候，因而天下人很少拿楚国开玩笑。

适讲的那个刻舟求剑的笑话，本也是楚国奄奄一息或是已死之后才出现的笑话，以现在而论……说起笑话一般还是以宋、卫这两个弱国为主，以免友邦惊诧。

不过楚使很满意墨者对魏人的态度，最起码证明当初嘉禾事，并非是墨者主动与魏人联系的。

如此看来，或许魏人的想法也和自己这边差不多。

楚使暗觉万幸，也觉的楚王颇有眼光，否则魏人捷足，只怕将来形式大为不妙。

楚王既说，这是屈巫臣教车战于吴、伍子胥筑姑苏。原本楚使未必在意，可如今在沛县一观，已然相信楚王眼光锐利独到，当真如此。

眼看魏使似乎被这个年轻的墨者辩服，楚使也明白，恐怕墨者集体出仕一国的顾虑可以打消了，剩下的事就是要以墨者不可能全体出仕一国为基础，尽可能得到一些对楚人有利的事物。

场内的墨者对于适的表现颇为赞赏，墨子也频频点头，很清楚适的说法完全符合墨者平日的道理，但是……在道理从何而来的问题上，墨子明显能觉察到适所作的修正。

墨者既讲道理，但又敬鬼神，所以往往会出现一个诡异的现象：讲完道理之后，再编造个故事，说圣王也是这么做的、鬼神也是喜欢这样的。

此时天下，圣王就是最好的标准，任何一家学说都要想办法往圣王那边靠。

但适谈及这些事的时候，从来都是避讳圣王怎么去做，而是只揪着一点：圣王是为了利天下。

至于做法，不可考也不是万世不易，只要能利天下就是圣王的做法。反过来，实际上是否能利天下就是唯一的、最好的标准。

有时间，就编个圣王的故事，反正知识垄断的时代，百家这些有知识的人都在胡编乱造——一个简单的国人共和，就有四五种说法，都是朝着自己学说上靠。

基本上，诸子百家算是最早的一批“历史发明家”，靠发明历史来论证自己的学说。

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旧的历史在没有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之前，很难直接拿来用，那就只好编造些远古的、不可考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而适则是直接跳过编历史的这一步，用篡改的“天志”与利天下，作为最高标准。

是否能利天下，与圣王是否做过无关，只与推论出的结果有关。

这是和其余墨者与人辩论时候最大的不同，这也是墨子选择适作为宣义部部首的重要原因。

对手可以反驳圣王没这么做过，但是不能反驳圣王不是为了利天下。而利天下按着墨者和适融合之后的那些道理去讲，又似乎很难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