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话，可以对间谍说，有些话则不能说，有些则是说了也无用。
西河的事、墨者的事、秦公子的事，吴起心中自有打算。
他说小才未必不如大才，并非随口一说，而是有自己的考虑。
他在西河算是制政者，所以他不需要墨翟、禽滑厘之类的“制政”者来西河。
这些人的确有大才，但是他们的才能大到可以制定政策而不只是执行政策，这就意味着除非与吴起对天下利益的看法一致，否则不可能说到一起去，更谈不上用他们。
吴起需要的是一批又一批基层官吏，不需要他们懂得天下、利益、本源等等这一切，只需要他们能够执行好定好的政策就行。
依样画葫芦……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真正需要这样的人手的时候，吴起深感这种人太少，这件事太难，绝非听起来这么简单。
吴起知道墨翟等人的才能，包括刚刚声名鹊起、雄文草帛新谷等事物传到魏地的适的才能，吴起都认可，而且相当认可。
但正是因为这些人太有才能了，有才能到对天下和利益有了自己的理解、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解释天下的理念，所以不能用、也用不了。
反倒是那些才能不算太多，但是可以遵守墨者纪律、能够执行好墨者规矩、学过一些文字的人，才是他最想要的。
魏国暂时不需要相与帅，需要的是吏与士。
对于在沛地的间谍焦禾传来的种种消息，吴起并不怀疑这些消息的真实性。
惊讶之后，他没有对墨者产生太大的警惕，却对逃亡在魏都生活的秦公子连有了警惕。
老聃曾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无论如何评价，单从能力来看，吴起无疑称得上是上士，因而他看得比常人更远一些。
他相信墨者在沛地做的那些事都是真的，相信稼穑之事可以做到那种地步，相信草帛书义的重要性，相信那些隐藏在数字内部的寻常人难以触摸到的治政之术的内涵……甚至相信关于所谓乐土的推论都是合理的。
但是，有什么用呢？
吴起认为，墨者对于天下的理解有错、对于人性的理解有错、对于权力根源的理解有错。
就像一匹快马，是伯乐看中的千里马，可明明应该往北，却偏偏向南疾驰。
即便比别的马都快，终究还是不可能达成目的的。
就像是墨者所谓的尚贤一样，这是极好的，但什么算是贤才呢？
就像是墨者所谓的上下同义一样，这是极好的，但同的这个义是什么呢？
在尚贤选拔官吏这件事上，吴起很认可焦禾传来的那些“关于草帛出现后尚贤之试行办法”的说法。
里面夹杂了不少墨者的言论，但只要去除掉那些言论，不但可以听甚至可以用。
草帛他已经在安邑见过。
那些简化之后标准的、任何一字都可拆分为八笔的字也已见过。
因为那些墨者已经依靠那些商铺、商人或是本地的墨者，将那些东西传播了过来。
一夜之间，安邑之士，各个念诵“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那几张传到这里的草帛，也印证了那些墨者宣讲的未来。
那些规规矩矩可以拆分成八种笔画的文字，也比原本的文字更为方便。
配合上墨者所说的将来如何尚贤、如何选拔人才的办法，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色彩缤纷而又有根基有细节的未来。
可吴起却觉得墨者太傻，傻到真的想要利天下。
可却忘了有个夫子叫仲尼，仲尼有个弟子叫子夏，子夏来到了西河，西河兴起了学派，学派经世致用也对天下有自己的理解，而且这个学派扎根已久，人才济济。
草帛墨者可以用、八笔字墨者可以用，但别人一样可以用。
一把剑，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关键在于谁握在手里。
子夏学派本就在西河扎根，如果能够求来墨者的草帛制作办法，采用墨者那种传授弟子徒众的方式，并无滞涩。
同义，当然要同义，可这义是什么？
尚贤，当然要尚贤，可怎么才算是贤？
不相信墨者之义的，一样可以用草帛、八笔字、选贤试、稼穑法……
魏是如今天下唯一一个可能用墨者这种似乎是“幻想”出来的选拔培养官吏方式的邦国。
因为魏国是唯一一个有和官方密切的学派的国家，至少此时是，而且学派的思想基本很统一，只有少数分歧。
这正是墨者所谓的“同义”。只是同的是“子夏之儒”的义，而非“墨者”的义。
只要保证这种“义”是垄断的，那么选拔出来的贤人也一定认同魏人的政策，同时又能成为很好的官吏。
而墨者想要的利天下，太难了，在吴起看来也不可能实现。
因而，吴起并不担心那些远在沛地、做出来能让他、让西门豹、让段干木、让李悝、甚至让魏侯惊诧不已赞赏不休的事的墨者，能威胁到他的野望、威胁到魏的霸权。
相反，那些源源不断为了“利天下之人”的事物传播，只会让魏变得更加强大。
至于是否非攻……在于君王的想法，可有雄心的君王会做非攻这样的事吗？而没有雄心的君王又何必尚贤？
所以吴起对墨者不警惕，不担心，因为墨者对天下、对人平等的这些理解，根本就是世义之下流，不可能风靡天下，更不可能让君王相信。
没有君王的支持，是可以做成事的吗？
吴起认为这是做不成的，自己如果没有魏斯的支持，什么都做不成。
做不成事，又担忧什么呢？
相反，对于秦公子连拉拢胜绰那些叛墨的事，吴起却充满了警惕。
他有自己的看法，也确信必须要尽快将这件事禀告魏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