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适把那些种子起了古怪的名字，就是为了骗一个鼓吹的“康乾盛世”这样的评价——“盛世”不源于统治者圣明之君，而源于新作物和技术，编了名字那就是墨者造就了盛世。

这种贪天时地利为己有的手段，他是娴熟的，也是思虑过的。

这时候要成事，还是要走墨子曾走过的路子。

依靠纸张和知识垄断某国的基层官吏，善于借用贵族与国君的矛盾，让国君以为墨者是手中利剑，但墨者前期也借助国君的力量生存，在必要的时候反刺一击。

形成一种国君独夫、贵族封君、基层官吏和底层自治村社三种力量平衡的局面。

国君想要集权，第一敌人是贵族，对抗贵族就必须借助底层的力量，要借助底层的力量就需要大量的基层官吏，基层官吏和贵族是死敌但也绝对不喜欢绝对王权。

一旦铁器牛耕和新耕作技术普及推广，贵族的势力增长的会更快，他们手中有地有人有牛马有资本，发展起来比起底层要快数倍。

国君想要对抗就只能不断增加自己的力量，国君的力量只能源于底层，所以对抗贵族的底层国君也必须让他们增长。

底层一旦成长起来，有钱无权，有才无血，那就不是谁能控制住的了。

这种三者平衡的跷跷板如果玩好了，可以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政治是物质基础之上的延续，所以必须要造就一群有能力却无权的阶层，才能让这种平衡维持。

农业革命是交换经济和手工业大发展的基础，地尽其力之后，手工业的发展也能让小农经济出现不了。

当手里有二百亩地、铁器、耕牛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熬夜去纺纱自用，太累。

当手里只有两亩地的时候，你不去纺纱自用那全家就没衣服穿，很简单的道理。

以史为鉴的模板，便是不需要太细致的耕种技术，一切以大块地的粗犷种植技术为准。

这是个简单的算术题，假使精耕细作能够亩产二百斤，但每个劳动力的极限是二十大亩地；而非精耕细作到极致下，亩产一百二十斤，只要每个劳动力能够耕种三十四大亩地，就可持平。高于三十四大亩，就能超越。

此时一个劳动力能否拥有三十四亩地？适在商丘附近的观察，确信如果铁器得以使用开发的话，是绝对可以高于这个数值的。

人少地多，这就是现实。

忽然的增产导致的粮食价贱，又必然催生大量的人口成为手工业者居住城市，最终形成一种混乱后的微妙平衡。

不知道法家是不是做过类似的统计，但他确定法家的“地尽其力”的说法，是绝对符合此时情况的，可以说是抓住了主要矛盾。

这些和他一起来拉石头的人，并不缺乏力气，也不缺乏勇气，更不缺乏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

适相信，只要给他们一把铁犁，五六家能共用一头牛，这些人可以很快开垦出一大片的土地。

这样荒芜的土地，只要离开那几座大城和已经开发数百年的大平原，其实还有很多。

只是不管是种植、丈量、教授简单文字、还是深入村社以施符水样的手段传播技术和赢得信任，都需要大量的人。

怎么保证这些学会知识的人，愿意深入到这些地方？愿意和自己为了赢得墨子的信任伪装出来的一样在村社折腾许久？

他是死硬的无神论者，所以他不可能采用鬼神喜欢、鬼神会赐福、甚至这么做了死后可以升入不劳而获之地等等的诱惑。

他一直相信一句话，相信诸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诸夏的脊梁。

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觉得不需要非要有一个不可知的、有人格的神来指引、恐吓。天堂的诱惑、地狱的痛苦……

这些都不需要，依旧生生不息。

世上若没有一个有人格的神，所以也就没有神的喜好与厌恶，也没必要考虑神在感情上人格上的喜好与厌恶。

村社互助，也是为了交相得利，而不是鬼神喜欢。

他坚信这样可以，总有怀揣天下大治、闪烁着理想光辉的人加入进来。

因而，他从来不谈鬼神的惩罚与地狱之类的说法。

…………

…………

“既然做的不对，鬼神不会降下惩罚，那么我又怕什么呢？博得富贵，岂不是好过种田？就算适说的都对，那也比不过那些贵人公子啊？没事的，没事的，适说鬼神不会惩罚，就一定不会……”

商丘城内，一个村社中名叫桑生的农夫，嘴里不断地喃喃自语，似乎想要说服自己。

但凡这样自语的时候，其实内心早已被自己说服，只是担心做下事后的代价，以此来坚信自己的选择。

他的手中，捏着六枚玉米粒，两枚花生。

这是他当初亲眼看到那些收获之后，悄悄藏下的。

收获后的那些作物种子，被适带着几个最信得过的人藏了起来，只留下了一些展示给人看的样本放在那间大屋中。

在收获之时，桑生已经计划好了现在要做的事，以此换取一个富贵与赏赐。

于是他捏着这几枚种子，在戴氏那让他眼花缭乱的院落前徘徊，想要找个机会献宝。

他想，反正鬼神也不会降下灾祸，那谁做墨者那样的人真是傻。自己可不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