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埔工作时间外，平时和节假日的加班很少，除了生产部外，各工程组和业务内部的加班都是无偿的，工作都尽量安排在正常工作之内，公司上下也不主张加班，而且各项目组更多的是和客户交往，一般都在白天，也顺理成章形成了公司很少加班的习惯，就是说八小时外的工余时间比较多，拿老员工的话说，在嘉埔做久了，感觉这里和国营企业上班没有什么区别，特殊任务会自觉加班，工作外的生活、学习和外出玩很是休闲和惬意。
时间久了，公司住宿的弊病，就暴露了出来，因为工作在外，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几个临近的同事或老乡，所以经常走动也是一种必然。那时，多数人会朋友和熟人，歇脚和住宿是不能带领他们进去公司的，只能选择附近餐馆或外面。公司作息制度比较死板，唯一的娱乐形式就是看电视，也有时间限制。在公司工作的年轻人，特别是未婚青年，谈个女朋友也很是不方便，总不能天天在大马路上交流吧，这样公司很多同事，都在附近的爱迪小区里租房住。
还有就是，公司近年来发展也很快，在这个小院子里生产作业面积越来越紧张，宿舍的一二层也先后被用于零件的存放，再后来，樊东明负责的装配组，也搬到了宿舍二楼。公司为了能腾出更多的房间，六七月后的一段时间，出台了些鼓励员工外面租房的补贴细则。那些日子，我们几个后来进公司的，也动起了外面租房的念头。从后面讲，我们中很多人都会面临过，春节接家人过来的境况。要找个价格适中、结构合理和位置优越的租住屋，也不是说立刻就能找到的。我在嘉埔近乎一年多的时间内，在外面也换了好几处住处，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不合适。
第一次租住，是和之前来这里的老乡同套。那是一间三居室的单元房，当时，有间刚空出来的屋子，我就和任子祥同屋搬了进去。一个屋子里放置着两张床我们一人一张，其他两间屋子还有其他四位老乡，客厅里他们早买了台二手电视，大家平时共用着看，整个单元的价格大家平摊。进去住了不久，就觉得这里有很多的问题。
当时，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房子临街，我们所在三层的楼下正好对着的全是商铺，夜市的吵闹，会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而且每天早上五点多，就有商铺拉卷闸门的响动声，使得人很难休息和睡个懒觉，在周末更是让人难受。还有就是屋子里的其他四位老乡朋友特多，当时，我和子祥在私下议论，这里简直就是成了“龙门客栈”。我们在那里租住的一个月里，印象中外来人几乎没有断过，作为一个下班休息的地方，发觉很不理想。于是，一个月后，通过附近的物业中介公司，我们在南小区里面找了间两室的房子，房子的最大优点，是屋子小客厅大，但缺点是屋子里没有任何的家具和空调，我们搬进去的时间是九月中旬，这次是我、任子祥、樊东明同租一套房，而我们搬离的那间屋子，让给不在乎吵杂同来的叶军老乡。
这次租住的房子安排，依然是我和子祥一个屋子，樊东明由于爱人在东莞别的公司打工，周末一般都会过来，所以他独自占一个小屋子。这里距离街区还有段距离，在随后我们居住的三个月里，这里很是安静和惬意，在租住期间，我们没有买电视，唯一的活动，就是我们三人还有樊东明老婆来的时候，共同围拢在一起，打打扑克以打发日子。同来的张录军、赵宗课、李光明、吝化革、葛建柱等老乡，也都先后从公司集体宿舍搬了出来，在附近的小区，也都租到房子，中间他们也会常来我们的这个屋子来玩和聊天。在我们这帮同来老乡中，第一个打工到年前，并首个先返回老家，结束打工生涯的就是张录军，他当时在西安一个研究所工作，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和他自己的描述，觉得他出来的理由很大成分，是在国营单位当时领导对他有看法，而且那个时代国营单位大都处在下岗的大洪流进程中，他撇下妻子和出生三个月的女儿和我们南下，这和我两年前第一次在虎门打工有些类似。首次出来的他，时间一长，时常表现出了对家的眷恋，他是我们中经常往家打电话最多和最频繁的一位，没几天一张三十元的ic卡，就被和家人啰嗦完了，为此，赵宗课老乡经常取笑他，说他是电信的老板。
三个月后的十二月，我们又换了套房子租住，当时更换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樊东明他爱人返回了内地，樊老乡觉得租房子承担的费用昂贵，这样他一走，我和子祥租这样的套房，觉得也吃不消，于是我和子祥又联系公司工艺组的一位广西同龄人，在公司对面第二排的楼房里，租到了一套带家具、热水器和煤气的小两室套房。我最先和子祥同屋，广西那个哥们一人住了间带通往阳台门的小屋，住进去不久，我就和子祥在宏远旧货电器市场，伍佰元买了台旧电视，往屋子客厅桌子上一摆。从那时起，我们每次下班都有了自己的电视，可以随意欣赏。屋子卫生间还带有热水器，我们也经常去外面的菜市场，买些做饭的原料回来，这才感觉有了个真真正正的“家”！住进去没多久，广西同事的爱人也从打工的深圳经常过来，只要她来，就给我们做好吃的，于是有菜有肉还带啤酒，经常热闹聚上一次。从这里去嘉埔上班也很近，常是上班前五分钟下楼，都跟上打上班铃。当时，记得第一次住进去的时候，纯房租开销是六百五十元一个月，每次一个季度一预付，而且和房主还签了合同，比较正规和放心。
时间过的飞快，很快到一九九九年的春节，这年我没有回老家，而是把妻子和孩子给接了过来，等他们一过来，子祥就和广西同事共同住到小屋了，这是作为临时安排。爱人是大年前一周来到东莞的，当年子祥也没回陕西老家，广西同事是回家了，我们同来的其他老乡，大部分都选择回内地过年。
在爱人过来公司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子祥就再也没有去外面吃过街饭，天天上下班回来，都有现成的饭菜。除了吃饭外，遇见周末，我和爱人、孩子都会同去市区游玩，中间带她们去过闹市区的运河广场、运河商场，也去过虎门镇古炮台。
特别让人难忘的就是这年的初一，我们大早起来，在宏远工业区的路边，坐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公交车。因为是南方的冬天，又是初一，早上整个公交车从东莞到深圳一路上，唯一长途上的乘客就是我们一家三口，还包括买票售票员和开车的师傅。当时，开玩笑和爱人私下悄声细语，简直就是我们专车了。女儿当时才五岁左右，之前也从来没有出过陕西境内，更没有在冬天看到过南方的季节，所以从她来这里开始，一直都很高兴。到了深圳，我带他们整个一中午都泡在深圳世界之窗景点里转悠，当时里面中午的一碗方便面三十元，着实让人现在还觉得咂舌（昂贵的方便面）。在世界之窗里该转的也转了。下午，我们还看了景区的文艺演出，游玩到了下午四点多，我们开始为晚上的住宿奔波了。在深圳之窗附近问了几家宾馆，每天晚上标间都要四五百，妻子觉得贵，我提议反正是转，不如返回到深圳关外，也就是宝安区去住宿不是也好，一则便宜，二则还可以溜达一下关外的夜景。于是，我们就打出租车出了深圳边检站，在宝安区的街边路北一处饭店找了个住处。把行李安顿下来，该到了晚上吃饭的时间了，也许是中午方便面不顶饥的缘故，大家都觉得肚子咕咕的。
我选了一家档次还算可以的餐厅。在我们从头到尾的点菜、用餐过程中，后面始终端庄地站着笑容可掬的服务生。由于孩子小，服务生还特意搬来了孩子就坐的专供座椅，每当我们喝完饮料和汤，服务生都会从后面站立的位置过来，帮我们盛汤、倒水。天真的孩子为此，还偷偷趴在妻子耳朵边，小声地说：“这里的阿姨真好”！后来，爱人自言自语道，不是阿姨服务好，是你爸爸的钱好，呵呵！我只是笑了笑，多年后的那番情景，我们还不时提及，那刻的确觉得钱虽不是万能，但却可以成为驱动力，包括自己也包括别人。
在宝安区过了个晚上，初二我们又过关，进去深圳市区，在深南大道上闲逛了很久，还带他们去了罗湖口岸，看了看香港人是如何过关卡的，而且在罗湖口岸的集贸市场里，看到了很多香港同胞如何和内地商户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