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这幅画肯定不是顾恺之亲笔所绘！

从这一结果，得出一个结论：这幅画要么是有人冒顾恺之之名绘制，要么这幅画是后人临摹。

冒顾恺之之名绘制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这幅画作在史书上有清晰的记录，那么只有后人临摹的一种可能性。

大英博物馆不死心，又采用碳十四检测一次，这次精确到公元六百年，正负五十年。

确定无疑，这幅画作是后人临摹，时间位于隋末唐初。

这一结论让大英博物馆大失所望！

由此还诞生了另一件趣事。

二战结束之后，英国政府为了感谢远征军在缅北对英国jūn_duì的解救行动，打算把这幅让大英博物馆失望的画作，作为感谢礼品，归还给中国。

当时英方给出的选项有两个，其一是这幅画，其二潜艇一艘。

在选择之前，有关《女史箴图》是后人临摹的消息已经在英国传开，当时的国史馆馆长戴季陶正在伦敦访问，赶紧将消息传回国内。

于是，光头司令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潜艇。

战后的两次科技鉴定，还带来另一个结果，那就是这幅画作，遭到大英博物馆的冷落，再加上它原本就损毁严重，因此，这幅画作一直被搁置在仓库中吃灰、腐坏。

也给了卢灿拿下它的机会！

如果按照历史原本轨迹来，这幅画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艺术品、文物潮再度掀起时，才又被大英博物馆重视起来，并投入资本抢救，然后频频为这幅画作造势……

呵呵，一个国家没实力，连它的文物艺术品，都不受重视，更勿论人了！

《女史箴图》既然确定为隋末唐初临摹本，新的问题又来了——临摹执笔之人，又是哪位大神？

这又是一个史书上没有给出答案的谜题。

据《太宗实录》记载，“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购得顾笔一卷，弘文馆藏。”也就是说，唐太宗得到这幅画作，是公元639年，呃，我们也可以理解，唐摹本出现在公元639年及之后。

又依照大英博物馆的碳十四鉴定，“公元六百年，正负五十年”，也就是公元650年之前。

综合这两点，唐摹本出现的时间，介于公元639年至公元650年之间！

翻找这一时期的唐代宫廷画师，譬如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人——非宫廷画师几乎不可能接触到原画。综合一下，人数也不是很多，再对比各自的画风特点……

因而，业界又有“裴孝源临《女史箴图》”一说。

裴孝源是何许人也？

此人出生于“五姓七家”的名门裴氏，是周、隋、唐三朝元老裴矩的亲侄子，在贞观年间，曾任职中书舍人，吏部员外郎。

请注意中书舍人一职，这一职位，又称之为“政事通事”，掌传宣诏命，不仅是皇帝身边密臣，同样与草拟各种诏书的弘文馆，来往颇多。

裴孝源不仅是一位画家，还颇为博学，对书画的品级鉴定，颇有见解，他编撰的《贞观公私画史》又名《公私画录》，是鉴赏家品评古代画迹的祖本。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心存懿迹、默匠仪形”等绘画理论见解，可见，他不仅实操能力不错，理论水平同样很高。

裴孝源流传后世的书画不多，最为有名的是《文德皇后大行图》，描绘的是长孙皇后生前的一次出行画面。坊间传言“长孙皇后裙不盖鞋面”的典故，就出自于他的这幅画。

对比《文德皇后大行图》和《女史箴图》，不难发现，两幅画作在表现女性的雍容典雅方面，以及笔迹周密，紧劲连绵等方面，如出一辙！

因而，卢灿也偏向于裴孝源临摹《女史箴图》一说。

客厅中，雅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卢灿的身上，听着他侃侃而谈——能将一幅画作的来龙去脉，表述的如此清晰……即便不正确，也足以让王季迁、文哲生以及费仲联三人目瞪口呆！

讲真，卢灿所说的内容，超过八成，他们听都没听说过！不约而同升起一个念头——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怎会博学到这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