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指出，统治天下要靠法，靠臣民支持。靠权。靠兵。

君主是法的制定者，是唯一的生成者，同时君主也必须带头遵守法律，万不能置于法律之上。

《管子、任法》篇：“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

《管子、明法》篇：“先王之治国也。不yín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说的就是治国不能靠单个个人，必须要以法律为尺度。不拿感情行事，不以个人好恶做事。

另有《管子、霸言》篇指出了统治天下的几个条件：要有高人一等的独到之处；要有把握机会的能力。

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要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君主必须专有权势，善用权势，抓紧政令和军权。

权势和君主是一体的，没有权势，君主将不成为君主，《管子〃法法》谈到：“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

善用权势就能生成权威，方能号令天下。作为君主不要外显己势，张扬其势，要尽可能深沉些。

《管子、形势解》说：“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这种思想很是吻合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

人主还要利用所握之势处理君臣关系，君令，臣必尽责，真正像《管子〃任法》里说的那样：“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廪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群臣无诈伪。

抓紧政令和军权就是抓住了国家的命脉和为君者的根本，《管子〃霸言》中说：“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

《管子、重令》篇中也谈到：“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

凡是能遵从管子这些基本定论的君主，无一不是创盛世时代的人。譬如汉武帝、比如唐太宗，甚至连那位被自己儿子和狗宦官一起逼退位、忧郁而死的李隆基初掌皇权时，都是将管子这种律法大于君主的思想作为基本准绳，才成就了盛世的开启。

当今的天下，在刘行新法的推行之下，已经初见一个国强民也富、大同世界的真正盛世正在徐徐拉开帷幕。

在此种情况下，刘行提出了要依法制国，先从废除“铁券”这种本身就是与律法至上准则完全对立的制度，宗泽自然立即便明白了其重要和必然性。

宗泽没有了反对的意思，刘行将目光转向了胡安国，微微一笑道：“胡先生，您现在是咨议院的知事。未来我大宋朝的新宪法，将由您牵头制定出来。请问如果您与众咨议群策群力、殚精竭力地制定出一套法律来，还会允许免死这一类的特权存在吗？”

“当然不希望这种特权继续存在，可是、可是这是从太祖皇帝开始立下来规矩的祖制，怎可随我等之意说改就改、说废便废掉呢？”胡安国回答时脸上露出了无奈、两难的神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