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部分的实验中，实验者要非常谨慎地确保后面的驾驶员不会受到实验者国籍的影响。鉴于此，甲壳虫上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澳大利亚国徽。在研究人员看来，这“多少符合真正的‘外国’车的要求”，这意味着甲壳虫的驾驶员来自一个人们普遍认同的中立国家。到了实验的第二阶段，研究人员悄悄地把澳大利亚国徽换成了德国国徽，然后重复第一阶段的实验。这一次，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都很快就变得不耐烦了，意大利人仅仅等了3秒钟就开始按喇叭，而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怒火也在4秒钟左右迸发了出来。然而，在德国时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里，按喇叭前的等待时间延长到了8秒钟左右。由此看来，像国徽这么简单的因素也会激发出人们的相似感和相异感，从而显著影响到驾驶员开始按喇叭前的等待时间。

用贴纸呈现出来的相似性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的研究不止这一次。

1969年夏天，美国警方与非裔美国人民权组织“黑豹党”之间爆发了多起流血冲突。弗朗西斯·豪伊森斯达姆当时正在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心理学课程，他的很多黑人学生提到他们收到了很多交通罚单。豪伊森斯达姆注意到这些学生的汽车保险杠上都有支持黑豹党的贴纸，他想知道这些罚单到底是警察的偏见所致还是学生违规驾车导致的结果。

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豪伊森斯达姆找来45名驾驶记录非常良好的学生参与一项特别的实验。他请这些学生都在汽车保险杠上贴上支持黑豹党的贴纸。所有参与者都签署声明，说他们不会刻意做任何会引起警察注意的事情，他们的汽车也都经过了仔细检查，完全符合上路行驶条件。此外，这些学生每天早晨都会宣誓要安全驾驶。实验开始后才两小时，就有一名参与者收到了罚单，理由是“变换车道不当”。第二天，又有五名参与者收到了罚单，理由都是小的违规行为，比如“尾随前方车辆太近”和“开得太慢”。参与者收到罚单后亲自去缴纳罚款，结果有人在开车去缴罚款时又收到了第二张罚单。仅仅在三周的时间内，这群学生就收到了多达33张罚单，实验只能被迫中止，因为豪伊森斯达姆已经没钱帮学生缴纳罚款了。豪伊森斯达姆说，当他宣布实验结束时，“那些还没有收到罚单的学生都松了一口气，马上走到自己的车边把支持黑豹党的贴纸撕掉了”。虽然这项实验的设计并不完美（豪伊森斯达姆建议，将来如果再有人做类似的实验，应该安排另外一组学生作为对照，对照组的汽车保险杠上应该贴上写有“美国——要么爱她，要么走人”字样的贴纸），但结果显示，即便是一张小小的贴纸也可以影响人们是伸出援助之手还是蓄意加以阻挠，即便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必须公正无私。

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拉拉大学的杰瑞·伯格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想要知道：人们在遵循相似性原理时会不会做出非常离谱的行为。比如说，他们会不会因为彼此拥有毫无意义的相似点（比如生日是在同一天）而去帮助陌生人？

伯格和他的研究团队打着进行占星术实验的幌子将志愿者请到了他的实验室。实验者会将志愿者介绍给另外一名参与者（其实是一名演员假扮的），然后给他们两个人各发一张表格。表格的正面要求他们填写各种个人信息，其中包括他们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在一半情况下，当真实的参与者填写完自己的出生日期后，演员会偷偷地看一下，然后在自己的表格里也填上同样的日期。在另一半情况下，演员则会故意填写一个不同的日期。

随后实验者会要求每一名“志愿者”大声说出自己的出生日期，号称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他们能够得到非常准确的星座解析资料。有一半的参与者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意外的巧合——他们的生日竟然是在同一天！（当然了，另外一半的参与者会发现他们的生日不同。）接着，实验者会请参与者和演员评估星座解析资料的准确度，并说评估完成后就可以离开实验室了。志愿者觉得实验已经到此结束了。但事实上，实验才刚刚开始。

当两个人一起穿过走廊时，演员会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篇长达4页纸的文章，然后问志愿者是否介意仔细阅读一遍，并就文中的论点是否有说服力写一篇评论。那么，相信两人的生日是在同一天的志愿者是否会更愿意帮忙呢？结果显示，在知道自己的生日和演员不在同一天的志愿者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乐意帮这个忙。但在“天哪，我们的生日竟然是同一天，这真是太巧了”这一组，几乎三分之二的志愿者都很乐意帮忙。仅仅因为两个人的生日相同，就足以说服人们腾出宝贵的时间去帮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芬奇教授和西奥迪尼教授甚至证明了同样的效应竟然会让人们对他人的罪行和不端行为视而不见。在研究过程中，他们请参与者阅读描述“俄罗斯妖僧”拉斯普京可怕罪行的小传，然后请他们评估拉斯普京听起来像个好人的程度。参与者并不知道，实验者已经事先获取了他们的出生日期并对他们拿到的小传做了手脚。其中一半的参与者会看到拉斯普京的生日和他们是在同一天。当参与者发现这名妖僧的生日和他们一样时，他们就会忽视他所犯下的罪行和他的那些邪恶行径，他们竟然觉得这个人还是非常讨人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