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我们的笑话实验室已经收到了25000多则笑话和大约100万个评分，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也频频曝光。就是此时，奥斯卡奖得主、加拿大纪录片制片人约翰·泽瑞斯基主动与我取得了联系，问我是否愿意帮忙拍摄一部有关笑话实验室的纪录片，并在全球范围内对幽默进行一番探索。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我们很快就踏上了一次全球笑话探访之旅，看看到底是什么会让世界各地的人哄堂大笑、咯咯傻笑或笑不出来。

作为电影的一部分，约翰邀请我到洛杉矶对一些得分较高的笑话做一些实地测试。我仔细搜索了现有的数据库，并确定了两种类型的笑话作为测试对象：英国人觉得特别好笑的笑话和美国人觉得特别好笑的笑话。2002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那市一家名叫“冰屋”的喜剧俱乐部里，我站在舞台的一侧，看着年轻漂亮的女主持戴比·古德瑞斯站在舞台上向观众解释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她给大家简要介绍了笑话实验室项目，然后说我将上台给大家讲几个笑话。实验证明，英国人觉得这些笑话特别好笑，戴比说她自己也会讲几个美国人认为最好笑的笑话。几分钟后，我走上了舞台。这又是一个超现实的时刻。戴比首先讲了一个经典的笑话：一名妇女对男药剂师说：“你这里有伟哥吗？”

药剂师说：“有。”

妇女又问道：“在柜台就能得到吗？”

药剂师回答：“我只要先吃两颗就可以。”（译者注：妇女说的“can you get it over the counter”是问“不需要处方就可以直接购买吗”，但药剂师错误地理解为“你在柜台这里就可以勃起吗”。）戴比把笑点给搞砸了，所以这个笑话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现场几乎没有人笑出声来。接下来该我了。我决定先讲一个与医生有关的笑话，这个笑话在访问笑话实验室的英国人中可以说备受推崇：一名男子到医生那里去做检查。检查结束后，他问医生自己还能活多久。医生回答说：“十。”这名男子看起来一头雾水的样子，他又问：“十什么？十年？十个月？还是十周？”医生回答说：“九、八、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