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的这个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许多激烈的辩论。有些研究人员成功再现了菲利普斯及其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另外一些研究人员或者未能得出同样的结果，或者激烈抨击菲利普斯所用的研究方法。不过，心理因素能够影响身体健康的观点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研究显示，乐观和人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举例来说，1996年，一群研究人员开始调查200名芬兰人的健康思维与长寿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把这些人分成了3组：悲观组的人觉得未来是非常渺茫的；乐观组的人对未来抱有较高的期望；而中立组的人对未来的预期并没有特别积极，也没有特别消极。随后他们对这3组人进行了为期6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悲观组的人比中立组的人更有可能死于癌症、心血管疾病和意外事故。相反，乐观组的死亡率比其他两组人都低很多。

其实，并非只有菲利普斯一个人在研究能够影响人们与死神会面确切时间的奇怪因素。1993年，《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纳税义务是否会决定一个人的死亡日期。该文结合了菲利普斯奠基性的死亡研究方法和父母为获得减免税款而操纵子女生日的可能性（前文已有所阐述）。在这篇论文中，来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沃依切赫·科波兹科和密歇根大学的乔尔·斯莱姆罗德想知道人们会不会选择在最有利于后代获得遗产税优惠的时刻告别人生。

为了弄清楚事实是否如此，他们分析了美国的税收政策发生重大变革期间的死亡形态。从1916年颁布第一部税法至今，美国的税法共经历了13次大的改动。其中8次是提高税率，5次是降低税率。在媒体发布税法改革消息到新的税法正式实施期间大概有一周的时间。通过分析税法改革前后两周上报的死亡记录，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这些证据明确无误地表明：在税率正式提高之前，死亡率会上升；在税率正式降低之后，死亡率会下降。正如论文的标题所言，有些人可能真的会“死也要节税”。

然而，这并不是他们所收集数据的唯一合理解释。死亡资料通常来说都是由可能继承遗产的亲属上报的，如果税收义务得以减少，他们肯定能从中受益。所以，这种情况也有可能证明，人们会谎报富有亲属的真实死亡时间，当然还有更糟糕的情况，那就是他们被谋杀的真实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