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且驻扎在广西的粤军，还有五十余营，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左右。陈炯明身为全军主帅，竟然被迫离开广州，而且省财政厅长钟秀南也跟着离任，他们在广西的粮饷无有着落，自然是全军哗然。

驻桂粤军总指挥叶举于4月26日率部离开南宁，次日，桂军将领刘震寰入城接防。粤军大部向梧州开拔，一部取道粤境高，雷州返省。到了5月下旬，才陆续的全部抵达广州。5月20日，叶举通电陈孙两人，向陈炯明恳请其返广州维持粤局；向孙逸仙要求其恢复陈炯明省长及粤军总司令之职，并且免除胡汉民之职。

署名者有叶举，魏邦平，熊略，翁式亮，何国梁，钟景堂，陈炯光，陈德春，丘耀西，陈小岳，杨坤如，罗绍雄，李云复，贺瑞廷，袁带，纪泽波等粤军的重量级将领。早期的魏邦平虽然迫于压力保持中立，但对于局势的判断，内心深处依然还是希望陈炯明能回到广州主政的。

但是这件事情并未能妥善解决，反而是因为北方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令时局变得愈加恶劣起来。

1922年的6月1日，北方发生了一件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政治道路走势的大事件。那就是旧国会的恢复以及6月2日“翰林总统”徐世昌的下台，这是一次点燃了南方乱局的导火索。

时值直奉战争刚刚解结不久，王家襄，吴景濂等旧国会议员共二百零一人，得到直系的支持，于今年的6月1日，集会于天津，通电全国，宣言“非法总统”无效。所谓的“非法总统”，其实指的就是徐世昌，他是1919年安福“新”国会选举出来的，在当时的情况来说，属于非法。

战事上取得了胜利，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等人不但控制了北京政府，还宣称自即日起，应由旧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总统依法组织政府。迫于时局和世人的压力，徐世昌不得不于6月2日宣布辞职。同日，曹锟，吴佩孚通电请黎元洪复职，并劝南方的孙逸仙自行辞去“非常总统”一职。

孙逸仙的这个“非常总统”，从一开始就是非法选择出来的，而且过程中还有各种威逼、强迫、恐吓、殴打事件发生，实在算不上是符合宪法，更谈不上“护法”。护法者自毁其法，还恬不知耻的指责北方政府“非法”，实在是让后人唏嘘感慨。

当然，逻辑道理上也很可笑，无非就是既然对方做错了，那我也可以跟着错了。五十步比一百步，还是优秀了不少的。此诚可笑哉，只是不知百姓待如何？

但无论如何，徐退黎返，旧国会制宪，给北方有“非法”总统，南方有“非常”总统的僵局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的希望，这在当时是受到全国各方人士一致踊跃赞同的。但是，孙逸仙是否愿意与徐世昌同时下野呢？

请“北徐南孙”同时退职，的确最先是由实力派直系的孙传芳公开建议，但这也是代表全国民意之所归。举个例子说，北方的知识份子于6月3日，也即是徐世昌辞职后的第二天。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暨李建勋，胡适，沈士远，高一涵，尹炎武等二百余人组成了一个联名团体，一致发电给孙逸仙以及广州非常国会，请求他停止北伐，实行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承诺。

但显然孙逸仙不是一个遵守诺言的男子汉，他当着全国人民放的屁又一次无影无踪了。他不单只是向列强发出照会，要求诸国勿承认北京的新政府，并且还去督促广州非常国会进行投票，极力抵制黎元洪复位。

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吴佩孚支持了联省自治。一旦这个计划落实了，毫无根据地的北伐军将待如何？况且真要各凭本事，治理地方的话，孙逸仙算得上老几？这一点是他决然无法同意的，他还要当新中华的“国父”呢心中的野望就这么破灭，怎么可以

面对着这样的困境，孙逸仙也依旧不肯放弃内心的野望，即使因此而焚尽粤省也在所不惜。

他于6月12日招待广州报界记者茶会中的谈话，说到了叶举部队，声称如果全数不退出广州市三十里之外，他就会用八倍口径大炮的毒气弹，在三个小时内把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会后各记者议决不登载这段谈话，以免振动军心。

但当月14日，已被香港报纸已闻讯发表，到了19日，更是被还在上海的《申报》给登载了。

叶举之所以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不全是想为上司陈炯明打抱不平，更是因为孙逸仙滥发纸币且不得民心，广州军政府发行的带有孙逸仙头像的军票，竟贬值到了仅有原价的65。

粤军士兵的月饷原本就只有每月8元，从去年的九月份开始，孙逸仙以总统府的名义声称府库缺钱，只支付了其中的6元，其余还在拖欠。粤军士兵之中，排长以上的职务都被克扣将近一半的粮饷，这都没有造反已经是一种奇迹了。到了孙逸仙率军返粤，纸币更是贬值到了只有原来的六成，那士兵的困难，又有谁来买单呢？

相比于孙逸仙住着月租66元的“简陋不堪”的公寓，每餐饭菜更是仅花费2元，其“艰苦朴素”的作风实在是让人敬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