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各路诸侯对奉系并不感冒，也都私下里和冯系交好以作为抗衡中央的重要筹码，但是在此情况下，冯玉祥理亏，他必须要为他的政治短视负责了。重重压力之下，冯玉祥甚至准备动手武力抗拒。他暗地里联络阎锡山，准备向中央发难。

阎锡山也有此心。随着奉系渐渐坐稳了江山，晋省的一些不安稳分子或明或暗地向中央输诚，其手下的一些将领也渐有离心倾向。这样，要不了多久，不用奉军讨伐，他自己都会人马散掉的。与其这样，还不如趁现在四方未平的时候振臂一挥，或可搏得一条生路。

但是阎的行为却不被他的文武辅佐所赞同。阎锡山一生的重要谋士，总参议、山西国民师范校长赵戴文和手下第一员虎将商震都极力反对。国民师范在当时的山西是有相当地位的，它的学生几乎遍及政府各个部门，赵戴文亦因此而被官场中人尊崇为“先生”，有句话谈到赵戴文的“建树”时称：“晋绥军将校多出其门”。总参议、总监、参谋长，一个一个的头衔，加上与阎锡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不能不谓之显赫。

源于几十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赵戴文的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爱民意识，他既忠于他的主官阎锡山，不愿意阎锡山“称乱”犯上，更不愿意战火弥漫，父老生灵涂炭。想尽其所能止乱息争，消弭战患。是故，在代表阎锡山入北京协商国事期间，赵戴文不厌其烦，竭力做阎锡山的工作。从元月起，赵戴文由北京电报阎锡山，对其“偕冯出洋”表示赞同：月中赵戴文又就此事两次电报阎锡山，剖析时局，晓以利害，阎锡山犹豫未定。

冯玉祥又派薛笃弼见赵，陈述联晋、桂倒奉意见。赵一听之下，怒气勃发，由坐椅上站起来，把一个细瓷带盖茶杯，猛掷于地，大声吵着说：‘你们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阎伯川哩。’在屋内走来走去，怒气不息。赵戴文在北京日夜焦虑，夜不能寐，多次谈话表示：“我不忍看见中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我就要跳黄河。”北京各报大字刊登。随即，赵戴文携张作霖的亲笔信再回山西。

在太原，赵戴文与阎锡山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两人一见面，他便声色俱厉地责问阎锡山：“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阎则表现得心平气和，不紧不慢地说：“次陇，你干什么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说，关于讨奉的事是大家的意见。”没等阎锡山说完，他就接上话茬说：“张执政取直平皖，已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都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说话间，贾景德与薛笃弼有事找阎。一进门就撞到枪口上，被赵戴文劈头教训道：“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打你的头。”慑于他的威望，贾与薛都不敢做任何辩护，只好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贾、薛退出后，赵戴文继续着原来的话题，语重心长地说：“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吗？再看我在北京半年多，深知张的内部已经成了铁桶子，jūn_duì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人见利则争，遇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招失败吗？你太原的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jūn_rén，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尽管赵戴文语重心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阎锡山只以一言相对：“你被张作霖收买了。”说得老先生好不伤心，掩泪而去。

武将方面反对声也很高。山西第一师师长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著名的太原兵工厂就是其新手所建。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商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于短期内在大同创建大同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首期招生200余名。直奉大战完成后，他认为各派势力均已统一于张作霖的大旗之下，服从中央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山西第一师师长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

在华东战争结束之际，人民军华中、西北、华南司令部调令频繁，全军上下酝酿着出兵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劲头。当此之际，李宗仁等都不敢与中央正面对抗，只得在表面上承认张作霖政府的合法性。阎锡山见了，亦不敢动，于是冯玉祥联桂、晋反奉之计不得已暂时搁置。

无奈之下，冯玉祥只得宣布辞去军职，上书国防委员会，请求辞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并将其jūn_duì交于重要部将鹿钟麟。张作霖通电表示慰藉，并委任他为巡游苏联的中华民国执政府特使，以全面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并作为张汉卿即将访苏的前站。

在此事件上，冯玉祥有取死之道，张汉卿有必杀之心。徐树铮的宿命，也是冯玉祥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