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军之所以有钱，与东三省的经济实力有巨幅提高息息相关。民国初期中央财政主要靠国税，张作霖在东北自治时已霸占了全部国饷的分配。在“东北新政”时由于财政吃紧，张汉卿便将税收做了如下分配：东三省工业因均被算为地方政府发展投入，划为一个个垄断的工业实体----行业协会，所得不缴中央国库，而归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财经委员会”辖下统筹分配。主要的农业税上，为休生养息，全部税收只占土地总产值的30%，以自治政府需要还掉“买” 地（其实差不多是强买，不过好歹还返还利息）的支出款项，强从全部税收中取出一半，美其名日“发展税”。因为要普及义务教育，所以要预留占10%的教育税，还有为农业再发展的15%的农业提留税，以及户口税5%，再将剩下的15%以国家、地方6：4的比例分割。1920年底东北三省的农业税收总数为3。96亿元，中央政府只取得9%的税收，仅拿到了3560万元，作为东北三省上缴的国税。

即使是这些，东三省所交税款已占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近40%。所以张作霖辖下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不但是北京政权的武力支柱，还是强大的经济后台。

加上工业回报，张作霖手中的财政收入在年末达到惊人的5。3亿元，按照同期银元对日元比例为9：7来算，约为同期日本的一半，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6倍，远超史上同期。而且随着工业产值的锐增，这一数字还在飞速变化着。怪不得正史上满洲国（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后所建立的傀儡国家）就在1945年，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这还没算上运往日本及作为军事损耗的大部分财产。

西北人民军本来也穷，因为在占据陕甘各省后，政治、经济生活正在恢复中，难有强有力的支撑。固原地震后张汉卿及时从东北调了一批近1000万元的银元，除一部分作为赈灾之用，余下作为军饷。所以在各方欠饷时，西北人民军正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着新的暴风雨。

1921年6月4日，时传王占元自天津会议回鄂后，携有二百万大宗款项，不肯发放，湖北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庆部一团哗变，大肆抢掠烧杀，人民死亡千余，并波及日英美洋行住宅。6月7日，王占元直辖部队武昌第二师第七团因欠饷未发，受宜昌兵变影响哗变，王占元避入军舰，死人民二百余，8日变兵回营，被诱缴械押至孝感，以机关枪扫杀，10日湖北沙市第八师王汝勤部一部哗变。6月11日，汉口领事团向王占元抗议宜昌、武昌兵变，质问有无保卫能力，否则各国将调军舰来汉口自卫，19日湖北富池也发生兵变。6月21日汉口领事团以宜昌、武昌兵变外侨损失，向王占元提出三点要求：

（一）侨民所居附近二十里内不得驻兵。

（二）赔偿商民损失，抚恤受伤教士。

（三）领事馆增加卫兵一中队。

在北京的鄂人向国务院请愿撤免王占元职，28日再度请愿。7月18日，王占元又在武昌招集鄂、赣、桂、湘、黔、蜀、滇七省联防会议。

湖南爆出“湘人治湘”后，在湖北主政的山东人王占元，因用了很多自己的老乡，更让湖北本省人为之侧目了。湖北人学着湖南的样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

正史上为驱逐王占元，湖北人说动了赵恒惕派兵北上帮驱逐王占元，并许诺了许多好处：湘军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这个诱饵实在是太大了，一旦事成，不但可将湖北拉入联省自治的范围，使湖南从此与北洋军阀之间有了缓冲地带，而且还顺带着将湘军的势力伸展出了省界，还连饷械都由人家给包了！这样的好事还不干，岂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赵恒惕实难拒绝。

结果赵恒惕攻鄂，吴佩孚援鄂。赵恒惕不甘心眼看到手的果子让别人给摘了，提出要退出湖北可以，得照原来说好的，让湘军在湖北驻两个师，由鄂省发饷。萧耀南后边有吴佩孚，怎能尿他这一壶？赵恒惕于是挥军再战，可他没想到这边与萧耀南还没见出分晓来，吴佩孚已经亲率海陆两军，从长江入洞庭湖，直逼岳阳，抄了湘军的后路！吴一攻下岳阳，立刻北上，湘军腹背受敌，马上军心大乱，让直系jūn_duì缴械无数。赵恒惕至此已知事不可为，连声告饶，最后一点好处没从湖北拿到，反倒使北洋系的孙传芳一个师驻扎在了岳阳，让人家把湖南的北大门都给占了。本来赵恒惕想捞一点好处，却反被吴部占了湖南北部，是为“湘鄂战争”。

可是时光逆转，形势已与历史大不一样。张汉卿的西北人民军安定西北后，在邻省的湖北人心中引起不小的轰动：人民军不扰民，人民军信奉“三民主义”，人民军政府广修道路、大办教育、打击官商勾结、致力于发展经济，这让首义之省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革命军的盛况。而且人民军本源于奉系，与直系为争夺北京政权斗得厉害，让人民军插手，只怕吴佩孚也要掂量三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