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改革东北的思想，无一不让张作霖的幕僚们所感叹。这些新奇的想法，却又是如此清晰如此可行如此有力。无论是以吴俊升、万福麟、张作相、许兰洲为首的旧派，还是以郭松龄、姜登选、李景林等为首的新派，还是以两朝老臣孙烈臣、于珍、汲金纯等为首的实力派，在看到了新军改带来的事实上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变化，且又是“少帅”亲自促成，自然衷心拥护。而在军政分离、军警分离后，军官们已经没有了通过抢地盘和搜刮民财带来实力上的可能，唯一能够给自己带来机会的便是带好手中的兵和战功，对张汉卿这些能够提升jūn_duì管理水平及战斗力的作法也不持多大异议。

其实奉军就是张作霖的私有财产，他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有多少人反对，这是那年代军阀的通病。而对张汉卿来说，繁忙的工作也没有精力去应付可能多的反对，这样的局面最好。

在张汉卿的周围，渐渐地聚拢了一批民国时期颇有能力的人物。

像熟悉财政的莫德惠、潘复（张汉卿高级顾问）、刘尚清，教育界的张国忱、王卓然（后张汉卿的外交秘书顾问），铁路交通的专家吕荣寰、王乃斌，和司法界的吴家象等等文职官员。

在张汉卿任奉军副总参谋长任上，结识和提拔了大批少壮派军官，由他一手筹办的修补军校中的绝大一批人后来都成了奉军的骨干。

在广州被迫去职的护法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先生听说了张汉卿的建党宣言，连说了三个“好”字，他兴奋对身边的夫人宋庆龄说：“我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改组国民党的希望，中国强大的机会，种种念想和困扰，在看到张汉卿的建党宣言时，霍然开朗了。我就像黑夜里在海浪里奔波寻求靠岸的航船，看见了岸边的一盏明亮的灯塔。”他甚至急不可待地致电张汉卿，“文欲北上聆听救国救民的道理。”一时张汉卿名声大振。

经济上的好转并不一定会带来军事上的进步，如历史上的辽与北宋、金与南宋。

奉军担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张作霖一起占山为王的老土匪。这些人，大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缺少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也罕有几个人有大局观，因此一时还无法完成对奉军上层的新老交替。客观地讲，此时奉军的战斗力在各路军阀中，不能算强。只能排在后来蒋介石的中央军、两广部队、冯玉祥西北军之后。这与奉军是土匪出身有很大关系。

张汉卿熟知历史，深知这段时间其实是中国近代走向末路的重要原因：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以及后来的北伐、中原大战，耗尽了中国残存的一点实力。历史上中原大战甫过，尚未喘息，九﹒一八事变，又轻松将当时全中国工业最好的东北占了去。（作者按：正史载，20年代末东北工业化水平已超过长江流域，张氏父子的新政使东北的民族工商业成为日本满/铁附属地经济的威胁，这成为9。18事变的经济诱因。1931年满洲----即东三省城市化水平为11。5%，1942年达到23。8%，而全中国城市化水平在1990年才达到18。96%，经过约15年的建设----主要是东北的工业底子及资源，满洲于1945年在工业规模上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体。只是日本战败后苏军将东北抢掠一空，----苏军把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绝大多数拆运回国，9月起7个月里火车日夜不停。作者按：即使如此，东北依然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摘录至曲晓范先生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

就连大名鼎鼎、策划了“满洲事变”(日本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称呼)、建立了满洲国、拉开了“十五年战争”序幕的石原莞尔自己都一再强调：“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国民党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这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作为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感到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因而力主以满洲为基地的关东大移民。

张汉卿一直怀疑，如果九﹒一八日本不是很轻松拿下东北，他是否有胆量、有能力全面进攻中国还是个未知数。他一直认为，一旦日本在东北碰到硬钉子，哪怕是处在僵持状态，历史是不是就会沿着另一个方向前进呢？而这个结尾的可能性，在发生在正史上的“诺门坎战役”上可见一斑。

1939年德国进攻苏联前夕，日本尝试了在远东的军事占领，但是遭到以朱可夫大将的迎头痛击。自此直到二战结束，即使在苏联西方战线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日本也没敢在东方战线再起战端，虽然日本与德国缔结了同盟条约。

所以日本是一只恶狼，在碰到绵羊时，它当然要大快朵颐。如果中国是一头犀牛，那狼势必要避开它的两只锋角。而中国如果是一只雄狮，以日本的国民性，虽然会有所不甘，却也只有夹着尾巴装狗----正史上日本人对战胜国美国的作法足以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