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冯总统终于在8月9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8月10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这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所以联合对中国抗议。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开始又对中国注意，不像欧战紧急期间那么放松，因此他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仍想透过五国银行团对中国加以控制，这样也阻止了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权。

日本政府鉴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所以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因此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同时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没钱，自然就不能打仗，因为士兵是要饷的。各路诸侯为利益分配搞了个乌烟瘴气，却对南下没有任何决议，只有奉系，空手入白刃，捞到在军阀混战中至关重要的装备，占了大便宜。

为消除因陆建章死于奉军驻津司令部而招致的直系人马的质疑，担任调查组组长的张作相也不失时机地公布了整个事件的调查结果：“是徐树铮先同杨宇霆在冒领奉军军饷一事上相互勾结，而后又利用杨的轻信，在奉军司令部暗杀陆建章，意图将祸水东移奉系。整个事件，不但远在东北的张作霖不知情，连同伙的杨宇霆也被蒙在鼓里。徐树铮虽然名义上为奉军副总司令，但张作霖这个总司令却无法约束住他。”言下之意自然是要撇清奉军与这件事情的关系。

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在迅速地调查张汉卿抛出的那个炸弹，这使得张汉卿的“奉情局”开始名扬东北，也奠定了这个部门在张作霖心中的地位。这正是当初让张作霖火冒三丈的一则消息：徐树铮冒领奉军战款中饱私囊，与杨宇霆密谋另立山头。

原来，从3月25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180余万元。他再进一步查问，发现徐树铮为了扩充实力，伙同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在洛阳、信阳等地成立了4个旅的jūn_duì。这些钱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原来徐竟玩弄“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因此心中对徐树铮已怀不满。在得知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人欺到自己头上，怎不光火？只是因为要假手除去陆建章的事情为第一要务，这则消息一直隐忍再三，现在是放手一博的时候了。因此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要找徐算帐。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见张谢罪，并且承认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为安慰张作霖，8月24日，北京发表委任状，张作霖麾下张景惠为奉军新编的16师师长。

同年在皖系操纵下的“安福国会”以绝对优势选举出徐世昌为大总统，是为北洋第3任总统。

这么一个调查结果，完全把责任推给了徐树铮。徐树铮既有错在先，要在军费一事上向张作霖认错，在暗杀陆建章之事上便不得已背了黑锅；张作霖并充分运用其演戏天赋，盛怒之下要枪毙杨宇霆。自然奉军将领们要纷纷劝的，张汉卿虽然与杨宇霆关系不佳，却素来欣赏杨之才能，以人才难得，极力劝阻。张作霖本来就视杨宇霆为诸葛、“智囊”，自然要将这个天大人情送给乃子。

杨宇霆深谢少帅搭手之恩，却感觉无颜面对张作霖，遂在北京(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赋闲，生活由京津巨商李景明供给。

于是，张作霖这一次出关，既得了实缺，又得了实力，为各派最大的赢家。